迟子建格非毕飞宇齐聚《伪满洲国》新书分享会—— “以小人物写大历史” 迟子建、格非、毕飞宇3位茅盾文学奖得主昨天齐聚先锋书店，“重返历史之河：迟子建《伪满洲国》新书分享会”在这里举行，众多读者慕名前来，倾听文学与创作的故事。 “首发在南京，十几年后回到南京重新出发” 1998年4月12日，迟子建开始了《伪满洲国》的写作。两年之后，她完成了这部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篇幅最长的小说，共70万字。比起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和《群山之巅》，《伪满洲国》的发行量和评论度都不及它们，但这部小说在迟子建心中却格外有分量。十几年之后，这本书被译林出版社重新带到公众视野中，在苍茫山河间，等待与它的读者相遇，等待着被重新挖掘和评价。 “《伪满洲国》的发表地是在南京《钟山》杂志，而同在南京的译林出版社，这几年的文学类书籍，做得风生水起，所以我将这部自己比较偏爱而认知度并不很高的作品，交与译林出版社，从这里出发，看看它能否找到更多的文学知音，以及更多有见地的批评。”迟子建说。 在毕飞宇看来，《伪满洲国》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毕飞宇说，虽然《伪满洲国》的命运不如《额尔古纳河右岸》那么好，《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获得了更多读者的关注，“如果我们以一个文学奖去衡量迟子建的话，我个人认为她起码该获得两个茅盾文学奖，她没有获得两个茅盾文学奖，反过来说也不影响《伪满洲国》这本书的质量和地位。” “小人物才是历史真正的亲历者和书写者” 《伪满洲国》题材宏大，在写作过程中，迟子建秉承以小人物写大历史的写作理念，让纷繁复杂的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于恰当的年份浮出水面，让那段在教科书中只有只言片语的历史变得有血有肉，具象可观。 “在那两年，我提着手写稿奔波在哈尔滨和故乡之间，为那段在教科书中只有只言片语的历史建构着房屋，开辟着道路，填充着人物，涂抹着色彩。就这样，弹棉花的命运多舛的王罗锅出来了，开当铺的好心掌柜王恩浩出来了，天真愚顽的吉来出来了……他们占据各自的角落，讲述着自己在那段岁月中的故事。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一出场，那个时代在我眼前就栩栩如生了。”迟子建说，小人物才是历史真正的亲历者和书写者。人世间的风霜雨雪，大都被普通百姓承受了。因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所以小人物对“善”有着天然的热爱和渴求，他们的情感世界因而异彩纷呈、真挚动人。 “她的笔触非常简单，一个很小的事件，一个很小的人物然后进入，写着写着河流就变宽了。”格非说，时隔多年重读新版《伪满洲国》，感受完全不一样。“我看的时候很震惊。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时空观会发生一些变化。整个作品的编排，比如它的章节是年份排下来的，特别简洁大方。整个叙事是一个年轻人干的活。我昨天还问迟子建，有没有觉得像你这个年龄已经写不出来这个书了？她完全承认，她说现在不太敢写这样的东西。这是她3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力气好像用不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干这样的事情。” “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是大量田野调查” 为了写《伪满洲国》，迟子建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这部小说里涉及很多细节，“比如秧歌扭法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的衣着是什么样的，烟馆的陈设是什么样的，我基本上是用史实的。我要写当铺，就要了解那个时候的当铺。甚至写到土匪，说了很多行话，你想我要看多少资料。”她说，每一个细节的背后都是大量的工作，“每一朵花的背后都是一棵大树，要把这些大树的树叶都看到了，才能从里面凝练成一朵花，放到我的《伪满洲国》。” 迟子建的写作让人尊敬，毕飞宇说，一个作家成长得比较好，可能需要时势——撞上一个比较好的时代，以及外力，比如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这个时候一个小说家特别容易借这样的势，一下就冲了出来，我本人是享受过这种好处的。”但迟子建大概是很少的几乎没有得到外势的作家。“在我的印象当中，迟子建是一个自己拿了一把榔头或者凿子在那里打石头，通过一个汉字一个汉字，一部作品一部作品，把自己落成了一个丰碑的作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