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岁的美国人周锡瑞一辈子和中国打交道。过去 40 年来，他因学术研究和工作频繁往返中国。中国是他毕生研究的课题。他娶的中国太太，是有名的天津叶家的后人。他还为妻子的家族写了一本书。 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完全是偶然的。1960 年代，想要寻一个大国作为研究对象，无非中印苏。结果研究印度的老师被肯尼迪派去当了大使，苏联的一众研究者看起来满腹牢骚，都不喜欢苏联，而研究中国的，就大不一样，尽管"中国也在批评‘美帝’，但费正清那代人一直对中国友好"。 他说："研究一个你不喜欢的国家没有太大意思，你喜欢一个国家，你喜欢一个文明，你喜欢它们所承载的文化，那才有意思。"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1942 年生，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荣休教授。1964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71 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师从列文森、魏斐德。周锡瑞教授是当今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于 1987 年出版的著作《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堪称相关领域的扛鼎之作，曾获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 1 周锡瑞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始于 1969 年。当时，中国正经历着"文革"，国内的历史研究基本停滞，美国学者则根本无法来中国大陆学习。如同其他西方学者，他的研究只能在香港和台湾进行。通过阅读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出版的资料及索引，他发现很多资料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找到。 1979 年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大幕一拉开，第一拨中外学者的交流就上演了。37 岁的俄勒冈大学副教授周锡瑞，成为了第一批来华进行历史研究的美国学者之一。 来中国之前，他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已经出版，但他没能前往中国的两湖地区实地调查，完全是靠外面的史料，比如英国、日本等国的档案、资料和出版物等写成了这本书。现在终于能够踏访中国大陆，他想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他报了一个义和团的课题，但其实他从未做过这方面的研究。那时候在中国做研究，需要获得官方的批准。他不想耽误时间，去报一个中国接受不了的题目，"我知道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八大事件’之一，这是毛泽东提的，应该是个受欢迎的题目。" 另外，他那些年一直对社会运动、社会暴动感兴趣。在《改良与革命》那本书里，他就特别想多讲一点关于农民的故事——辛亥革命发生点主要在城市，起作用的主要是城市精英，但中国那时候 80% 以上是农民，他希望探讨革命和农民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从研究辛亥革命转到义和团，有一定的意外，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他发现山东大学曾在 1960 年代做过义和团的实地调查，所以他决定要到山大去。当时中美刚刚建交，对于如何接待第一批来华访学的美国人，国内还没有现成的规范，周锡瑞"看资料"的愿望并没能很顺利地达成。 "刚开始不让看，要商量、要考虑、要请示，来来去去的，因为之前没有来过我们这样的老外，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能批准什么。我们系党委书记陈志安(音)是特别好的一个人，特别耐烦地劝我‘要乖乖的，听话’，那时候我还年轻，我就想看资料，他很耐心地开导我。"他是 1979 年 9 月来的，到了过年的时候终于同意他看。周锡瑞分析，这主要是由于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 从这些材料中，他第一次得以从农民的角度了解这场大规模的中国农民运动。山东大学还两次安排他去闹过义和团运动的鲁西乡村地区调查。在原先的口述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周锡瑞又作了进一步的采访。 1987 年，建立在此次实地调查基础上的近代史名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诞生。这本书先后获得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 2 因为学术研究和工作，过去 40 年里，周锡瑞频繁往返中国。他在中国做过大量的口述历史工作，最喜欢的就是跟农民做口述史——"农民老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义和团的资料，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是 1960 年代山东大学做的调查。有些记录里没有说问题是什么，但可以根据回答倒推出问题是什么。比如，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回答：‘不，天主教不见得都是富农、地主。’‘不，义和团不见得都是穷人。’这就可以看出，问的是：‘天主教都是地主是不是?’‘义和团都是贫下中农?’老百姓就说‘不’。后来，我逐渐发现离城市比较近且受知识分子影响的一些村子，就说‘对’，他知道该怎么回答。越到偏僻的农村，他们越给你保持着客观。"周锡瑞说。 包括他至今还在做的陕甘宁边区调查，当地农民的淳朴坦诚令他印象深刻。他常说，"我是爱农民的"，他的夫人叶娃，在这方面和他有共通之处。 周锡瑞和叶娃相识于俄勒冈大学。1983 年，他和裴宜理、黄宗智等人，准备在上海松江进行一项有关中国江南农村的调查。在设计访谈问题时，他们想招一个有中国农村生活经验、熟悉中国农民语言和思维方式的中国留学生。有陕北插队经验的考古专业学生叶娃由此加入了项目。二人也因此结缘。 "老实说我特别讨厌，有些知识分子喜欢说农民没文化，我爱人她从来不说。村里饿死了孩子，那时候真够苦的，但一直说老乡对他们够好。她回她老村那里，看当时的老乡和朋友，感情很亲，很动人。她尽管经历了这个，但回来没有抱怨说‘上山下乡’多苦。对她来说，1949 年以后，城市里‘反右’子女要她这个要她那个，红卫兵不让她这个不让她那个，‘臭老九’从小门进出，这个对她影响很大。农村里不管你是否‘反动’，你就是个小姑娘。她心里面对农村和城市的感情差别很大。" 周锡瑞的夫人叶娃出身于中国有名的大家族天津叶家，高祖叶伯英，官至清朝陕西巡抚。其父叶笃庄是著名农史学家、翻译家，译有《物种起源》《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等;三伯叶笃义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七叔叶笃正为著名大气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
不过，显赫的家声也让"文革"时期的叶家人，背负了沉重的思想和精神包袱。 2014 年，周锡瑞为妻族撰写的家族史《叶》出版，回顾了叶氏一门自晚清至共和国六代人近二百年的历史。在《叶》里，周锡瑞试图解释：政治如何介入家庭，家庭如何应对社会变迁的。 "这个家族从清代到民国、共和国，都有一定的地位，虽然不是国家最高层次的一些领导人、决策人，不过也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叶家是一个处在中间阶层的精英群体。这个连续性我觉得值得探讨， 这在其他国家是比较罕见的——这么大的动荡和社会变革中，一个家庭还能保持这样的地位，值得探讨。" 周锡瑞认为，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问题是问"为什么"。正如义和团、辛亥革命都不是凭空而来，都有各种社会背景因素。个体的选择也是如此。 "国内常常把个人选择完全政治化。但是，只要你仔细追问下来，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缘由和动机。" 【对话】 对史料要带有怀疑的态度 读品：从 1950 年代开始，美国掀起研究中国的热潮，您的研究是否也在这个背景之下? 周锡瑞：(我的老师)费正清、列文森、魏斐德他们的中国研究主要是以清代为主，所以吸引我的主要是中国从帝制转到现代国家这个过程。研究当代中国的，主要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在搞，历史学家一般不搞。我感兴趣的还是历史。你亲身体会到的部分是新闻不是历史，当代中国是我亲身体会到的，很难把这看作历史。 读品：谈谈您第一次到中国来的情况。 周锡瑞：1979 年第一次来，当时辛亥革命那本书我已经写完了，准备找另外一个课题，比较希望是华北农村社会方面的，但又觉得农村社会太敏感，又牵涉革命，可能不大合适。我知道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八大事件"之一，这是毛泽东提的，所以义和团应该容易被接受，就选了这个课题。我看到资料，知道山东大学在 1960 年做过义和团的调查，于是就报了山大，想来看那个调查资料。不过刚开始不让看。我是 1979 年 9 月份来的，到了过年的时候就同意我看。 读品：后来为什么同意看了呢? 您的判断是 …… 周锡瑞：我总的理解是全国政治趋势的转变。1980 年 2 月，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刘少奇平反了，对"文革"完全批判了，我们在学校就听到这些消息，学校也比较有把握，让外国人看东西应该不见得会有问题。最主要的还是守规矩，不要给人家找麻烦，总之要对人家客气吧。我 1988 年来的时候，国内(接待外国学者)已经有了近十年的经验，档案是越来越开放，能看的东西越来越多，学者也越来越敢谈。 读品：做人文社会科学，应该如何保证研究的科学性? 周锡瑞：要重视原始资料，要扎实。同时对史料得带有怀疑的态度。谁写的?为什么写?在什么环境下写的?我自己对义和团那本书比较满意的，就是它既有中国的官方的记载，也有非官方的记载;既有外国人、传教士的记载，也有外国报纸往往是批评传教士的记载;既有中国赞成义和团的，也有中国反对义和团的，还有后来的口头调查资料，这些不同环境不同时期的史料往往互相矛盾，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如何形成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这很有意思。 读品：首先要占有很多史料，然后交叉验证发现很多矛盾，然后找出矛盾背后的原因，您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非常庞大艰巨的任务。 周锡瑞：历史的任务就是这样。再就是，我们也不是法庭，也不是给人家判罪，不是盖棺定论，后来还会有人再探讨这些问题，还会有人不同意我们的看法。我们尽量客观实际地探讨历史事实的发展，但我不能认为我们这个一定是最绝对的事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