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1956年出生在安徽最贫穷的濉溪县。当地信息闭塞，改革开放前还一直沿用阴历日期，直到上大学填档案时，马勇都不知道自己的阳历生日。 马勇常说，他们这些 50 年代出生的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批人。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他当过兵、做过农民、干过矿工，高考恢复后才得以改变命运——"一生都是在外力推动下进行的被动的选择"。 这些经历让他们"先天不足"。"和台湾地区的同龄人相比，没有完整接受从童年到成年的教育;和后一代相比，我们也很自卑。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段经历对我研究历史，又有直接的好处——能近距离观察社会，尤其是穷苦农村的经历。"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学术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1894-1915：梦想与困惑》《1895 年大梦初醒》《1898 年中国故事》《1900 年中国尴尬》《1911 中国大革命》《超越革命与改良》《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晚清四书》等，并为梁漱溟、董仲舒、严复、章太炎、蒋梦麟等多人立传。 1 1979 年，参过军、当过农民、下过矿井的马勇，以 361 分的成绩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这个分数是安徽大学的最低分，据说也是入校学生中的倒数几名。 "那个年代没人愿意学历史，但我是主动的，主动的原因非常简单，数理化什么都不会。另外一个就是，我一直想解决当兵时的一个困惑，那时候我们‘批林批孔’，读孔子，读孟子，都搞不明白，读梁效也读不懂，好多字不认识。上了大学之后，我想可能应该延续思考‘批林批孔’当中的一些问题，于是去找书看。" 入学后借的第一套书就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大学期间整整看了三遍，而且都是一字一句看下去。书里讲到哪本书，就把这本书找来看，四年里几乎把大学图书馆里与专业相关的书都读完了。 1983 年，马勇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师从史学大家朱维铮。受当时大环境影响，历史系的老先生都不把近现代史当作学问来看，所以马勇那时基本没有接触过明代以后的文献。 毕业之后，马勇本来要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临行前，在上海碰到了朱维铮的老同学、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刘志琴，刘先生劝他不要去历史所，建议改派近代史所，因为到近代史所可以马上分到房子。另外一个，近代史所虽是研究近代为主，但有一个通史研究室，第一任所长范文澜也是以中国通史见长，因此近代史所的通史和古代史研究一直比较活跃，他去了同样也会有用武之地。已经 30 岁的马勇就这样走上了近代史研究之路，这一走就是 30 多年。 2 马勇是历史学界重启现代化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不过他们这辈人，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接受的都是革命史叙事。 "现代化史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颠覆了原来我们唯一的革命史叙事——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中华民族的抵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人民的抗争，反动政府的卖国和人民对主权的捍卫。从延安左翼运动，直到范文澜、胡绳、刘大年，这是一个完整的革命史叙事的建构过程。" 但在今天，学界已经不再单纯用这样的范式来讨论历史了。这个转折来自于改革开放对学术界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之后不到两个月，《历史研究》下面一个杂志发表了重评洋务运动的一篇文章，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这篇文章从学术史的角度，重提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中国现代化史的叙事就在 1979 年——马勇上大学那一年，重新进入到中国学者的思维范畴中。 "原来我们骂洋务运动，骂李鸿章，这篇文章却对李鸿章、洋务派有一个正面的表达，对官商合办、民间资本的利用都有很好的解读，这个评价是颠覆性的。" 真正推动现代化史研究的，是在 1986 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在岳麓书社由陈旭麓先生推荐出版。阅读这本书给马勇以极大震撼。 蒋廷黻是南开大学历史系创办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49 年之前中国史学界如雷贯耳的人物。他在 1938 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虽然只有区区五六万字，却建构了近代中国现代化史叙事的逻辑。 "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的时候，大量的 1949 年之前的学术思想被屏蔽了，最典型的就是蒋廷黻。"马勇的第一本书，1992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实际上就是他阅读蒋廷黻所做的一个笔记。 1988 年，美国的罗兹曼等人所写的《中国的现代化》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推出。如果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是开山之作的话，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则很严密、很体系化地探讨了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这本书启发了国内好几本以"现代化史"命名的书。
在马勇看来，任何历史叙事都有它的缺陷。"我觉得历史叙事不一定一个非要压倒另外一个，革命叙事、现代化叙事、全球史叙事，可以并行不悖地探讨历史，它们应该是互补的。" 3 不少学者评论马勇是"温情写史"，他也主张"怀揣着温情与敬意旁观历史"，对于曾经为民族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他一直是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
马勇借用陈寅恪"同情的理解"的原则，强调对历史上的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其作为。然而，这个原则说起来容易做到难。人们在谈到历史人物特别是近代历史人物时，总是容易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 比如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慈禧太后，这位在过去上百年被标签化的历史人物，被康梁师徒视为"万恶之源"。马勇则从历史视角重新审视慈禧太后，在他看来，慈禧并不简单是我们过去所认知的那样邪恶，那样不可理喻。在慈禧当国的四十多年间，晚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工业化从零起步，至 1908 年她去世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城市化也在这个时期有了进展。 再如袁世凯，马勇在看了大量的一手史料后，并不认为他在武昌起义后就开始谋划"窃国"，"史料里面明明讲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发生后，幕僚们在他家讨论如何应对这个变局，一半建议他起兵平叛，另一半建议他登高一呼自己把皇帝做了。袁世凯讲：我不要革命，我子子孙孙也不做革命党。袁世凯认同的是君主立宪制的路子，但又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清廷不往前走的压力和革命党不信任的压力。袁世凯可能也是在利用这个危机来推动。" 马勇说，举这些例子只是为了说明评价历史人物，要将其置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量，而不是刻意为其辩解。 "我总觉得一个历史学家要保持一种童心，绝对不应该以今人之恶去猜测古人。中国从孔孟以来强调做人堂堂正正，接受的都是君子教育。我总认为不能以后人之小心计来讨论前人的大智慧。我们今人也很快成为前人嘛，后人会怎么讨论我们?" 马勇写过不少历史人物，写严复的时候，他就把严复的照片贴墙上，写到得意的时候跟照片对视一下：这句话写得可以吧? "这个时候，历史学家就是在和死人对话，死人处于绝对的话语弱势，他没法辩解，如果历史学家以很恶的角度去揣测研究对象，那不就是在制造冤假错案吗?"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马勇的基本想法是，"讲历史人物的好，你就多讲一点都不要紧;讲历史人物的坏，一定要很谨慎的。" 【对话】 被革命叙事遮蔽的近代史 读品：您做过现代化史研究，1988年，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第一本书《中国的现代化》出版，当时学界有何反响? 马勇：我不记得这是第一本，但这本书对我们这一代学者影响都非常大，80 年代的"文化热"，现代化史研究的启动都处在这么一个特殊时期。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在做的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其实都起源于这本书。其实最早启动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还是中国学者，但是一直给我们遮蔽了，就是蒋廷黻。他在 1938 年出版《中国近代史》，只有五六万字，却建构了中国近代叙事现代化史的逻辑。他只用了 30 天的时间，在武汉会战之前一个空档期写下的。他刚从苏联大使任上回国，没有事情可做而写的。蒋廷黻这本是开山之作，后来这本《中国的现代化》则很严密、很体系化地探讨了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国内学者好几本命名"现代化史"的书，都和这本书有直接关系，比如我和虞和平等人合作的、也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的三卷本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上海的许纪霖主持的《中国现代化史》等等，都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往前推进。 读品：现代化史叙事的意义在哪里? 马勇：革命叙事能不能完全涵盖立体性地表达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呢?我们认为，如果是革命史叙事的单一状态下肯定是不完全的，我们无法探讨中国的工业化运动，无法探讨中国农村的衰败和振兴，因此中国近代化叙事主要是在对革命叙事调整、修补、补充，它的意义在这里，不是在具体某一点上。 读品：现在有好多历史剧，尤其是康雍乾这三朝，他们会对历史进行发挥或者是再创造，您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会心痛吗? 马勇：我确实很痛心。影视剧的影响力太大了，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让观众信以为真。现在的电视剧里一演就是皇宫里边整天谈情说爱，其实他们对中国的后宫制度是根本不了解的。后宫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而且皇后作为一国之母是要给皇子皇女做示范的，怎么能疯疯癫癫，成天谈情说爱呢，这不是开玩笑吗?我个人是希望中国历史剧的编写能有历史学家参与进来，一个电视剧拍下来之后，能够还原那个时代的生活的真实。可惜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娱乐的时代，拍严肃的东西可能太费劲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