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主编中国学界两套规模最大的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声名远播。 通常每一个刘门弟子，进来以后第一次谈话，都是重说“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不仅是不可偏废，而且次序不得颠倒。在这位中国学界的“动手派”看来，立言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因为现在的很多“立言”就是写那些“伪创新”。 但在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之后，眼下，耳顺之年的刘东深知自己正处于“立一家之言”的关键时期，他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爆发。
刘东，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991年起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著有《再造传统》《思想的浮冰》《西方的丑学》等。 1 刘东1955年生于徐州，经历了“文革”失学，1977年，他本想报考南京艺术学院，成为一名歌唱家，却因笔试成绩优异被南京大学哲学系截留，阴差阳错地走上学术之路。 1985年，刘东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当时“思想界第一人”李泽厚，攻读博士学位。作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潮中的积极分子，刘东1988年开创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30年的执守已经积累下180多种，为的是中国知识界能够开眼看到国外中国研究的核心成果，激发思想的碰撞和交流。 199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刘东留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长达十年。此间，旨在译介国外最新政治与社会理论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又被他组织起来。2000年，他离开社科院，任职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直至后来调任清华国学院。2001年，刘东创办并主持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中国学术》，不但匿名评审严，学术标准高，而且一开始就设定了中外学者同场对话的格局，现已成为中文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之一。 回过头看看自己做过的活儿，刘东说就像“爬黄山一样，很陡的坡儿，憋着劲儿就上来了，等回头一看，吓自己一跳。” 在刘东看来，知识和行动本来就应该是统一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知行合一”往往意味着要吃很多亏。编译丛书、主办杂志这些事，他都没法填到“上峰”的审查表格中。 他对自己的进退一向迟钝，在评职称、申请基金的问题上，反应都比较木讷。在社科院的时候，他一直是副研究员，尽管他也挺努力的，但一直都没评上研究员。“后来我才知道在提升研究员之前，需要自己写一封申请信，我却不知道这事，因为所里研究员的申请名额有限，负责的人也没提醒我，直接就把我算作自动弃权了。” 不过刘东觉得，正是自己吃的这些报不上“项目”的“亏”，才让自己立了“功”：写的书是功，给国家培养学生也是功，把《中国学术》办成汉语世界最好的杂志是功，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都熬成规模数一数二的丛书是功，重建清华国学院也是功。 “总而言之，你内在的修为和外在的事功要有联系。你的德也罢，你的志也罢，其实都在这个功里面。这也未必都是在耽误学业。只要你有心，精读的书就会越来越多，学问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些年来，编辑并没有耽误我做学问，反而有所促进。” 2 2009年，刘东与陈来主持清华国学院的复建工作，并将工作重心转向了国学研究。一个前半生都在致力于译介西方前沿理论的人，突然转向了中国的传统，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 在刘东看来，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并不矛盾，“最提倡国学的人，反而可能是最了解西方的”。当年清华国学院里的五大导师，不仅国学水平是超一流的，即使以其西学水准而论，在当时的中国也是遥遥领先的。 “且不说曾经长期留洋的那三位(赵元任、陈寅恪、李济)，即使是从未到过西方的王国维，也是第一个硬用西文去啃西学的中国人。而梁启超虽然只是通晓日文，但是他勤于游历、广交外国友人，又在不断复述信息的办报过程中，逐渐获得了对于西方社会的广泛通识。”
△老清华国学院五大导师(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李济)
△刘东在清华园王国维纪念碑前 正因为这样，复建后的清华国学院也自觉地恢复了这样的传统。该院恢复之初召开的第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就是讨论以赛亚·伯林的思想。 “回想当年，梁启超正是在游历了欧洲之后，并且参照着现代西方社会的某些病痛，才返回到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平等立场，意识到再一味地去鄙夷本土的文化，既是在学理上站不住脚的，也是在实践上相当有害的。这种更为宽广的态度，跟那些缺乏世界眼光的、视野狭隘的人相比，恰恰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与此相应，刘东还发现过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如果当着那些出过国的人面去反思西方，那么无论是它的理论还是现实，你都很容易跟他形成对话和共识;但要想对那些没出过国的人去反思西方，他简直就想跟你拼命，反而觉得你是不可思议、你是思想落伍，因为对后边这一种人来说，西方社会就是一个理想国、一个寄托了一切可能的乌托邦。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其实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找个机会，推荐他到国外去访问一年，这样等到他归国以后，批判的意识自然就会被唤醒，再也不会无原则地说西方样样都好了。” 在他看来，在经由近三十年的理论译介后，一个西学理论祛魅的时代已经到来。刘东期待自己此生还能够发动一场针对西方理论的“总攻式对话”。 3 因为这种使命在肩的紧迫感，耳顺之年的刘东开始集中精力著书立说。他将过往的全部学术经历归结为一场“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 来到清华园9年，刘东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其中有些属于专著，有些则汇总了他此前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和在大学的演讲，但这在他看来“都不算什么”，因为他要开始自己的“晚期写作”了。 “所有的学者，只要有晚期，他都有这个紧迫感，比如维特根斯坦。孔子到最后不行的时候，才开始删诗书定礼乐。比较典型的晚期写作是贝多芬，他晚期写了24首钢琴曲，又突然用专业弥撒的曲调去写《第九交响曲》，一直都是萨义德、阿多诺他们的讨论对象。”
△刘东近作《天边有一块乌云》 “现在外国人给我写信，希望我出国。我一般回信的时候，都假装没看见这句话。”因为他要去“攀登学术思想的最高峰”，这个事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干，而99%的人都适合去当“学术二传手”。 他之所以不愿意去“二传”，是一种程度上的迫不得已：“如果你认为我们现有的国学知识，都已经相当令我们满意了，那么去做做二传也不错，但现在实际上很多都是古董观念。中国有多少人能够做进一步的知识创新，让中国的思想和西方进行对话?” “真正有远大志向的话，会知道我现在这个年纪才是人生最危急的时候，是靠了一辈子的苦读才到了现在最精彩的时候。但反过来，上帝不会因为你现在多么志得意满了就多给你一天时间，因为苦读，你的视网膜、颈椎、坐骨神经都受了无比的折磨——你看淹死王国维的水才齐腰深，说明他的身体实在太差。” 大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在刘东看来，他前面几个伟大的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都完全没有完成自己的潜能。写作最毁身体，所以他现在“惜命”，带颈椎保护器、用净化器、戴口罩，虫草则是四季常备的。 “我现在过得战战兢兢。能保证自己多活一些就多活一些。” 【对话】 真理就在不断对话的过程中 读品：请谈谈创办“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缘起。 刘东：当时南京大学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办了一个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而南大是我的母校，在那里我读到了不少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专著。那时候的中国真是百废待兴，很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海外有那么多汉学家。同样在北京，还有坐落于北海的国家图书馆，当时还叫北京图书馆，里边有个西文新书陈列室，那里也有很多汉学著作，读多了以后，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书介绍给国人，于是就试着做起这套译丛。 读品：最早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是李泽厚和庞朴，而你和姚大力是副主编，为什么会这样? 刘东：我们那一代学者中，很有意思的是，往往有人年纪虽不大，辈分却不小。像陈嘉映跟着熊伟，陈来跟着冯友兰，姚大力跟着韩儒林，都像是直接续上了张三丰的“老儿子”。 创办这套丛书的时候，我还是博士生，担心老师嫌我不专心写论文，就把李、庞两位导师顶了上去，而把实际的操作者即我和大力，只写成了副主编。 读品：80年代出现了很多丛书，其他丛书给你什么影响? 刘东：当时我是“走向未来”和“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两套丛书的编委会成员。我们当时习惯把刚创办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说成是“小丛书”，而把前两套丛书说成是“大丛书”。那个时候还不能想到，后来这种“大小”竟颠倒了过来，那两套丛书都戛然而止了，反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成了第一大的丛书。在这个过程中，江苏人民出版社换了五六任社长总编，按照常情，新领导上台之后总想把旧的项目拿掉，可我们还是熬过来了。现在当然不会这样了，就像一滴墨水滴入水中，扩散到了每个角落，整个出版社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读品：为何后来又启动了“人文与社会译丛”? 刘东：如果读这些书能帮我们找到真理，那么真理也只在这种对话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诱使我们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去更全面地、多角度地观察一个事物。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引进的过程中，我们的认识也有变化，一开始以为西方人帮我们说清楚了很多事，后来发现，西方汉学家的理论也是各种各样的，它们把中国说成长的、短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需要补的和需要开刀的，最后汉学家们说，西方有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必须得懂这套理论体系，才能重新解读中国，于是，“人文与社会译丛”就做了起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