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著有《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审美文化的兴盛与失落———以中国宋代为案例》、《我们的学术生态》等。创办并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和《中国学术》季刊。 2月19日，江苏人民出版社举行60周年社庆，这一天南京刚好迎来2013年的第一场大雪。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哲学系教授刘东穿着厚厚的外套参加了庆祝活动。他告诉南都记者，这个冬天他在海南度假、写自己的书，这个时候能让他从阳光明媚的南方海岛回到寒冷北方的只有江苏人民出版社了，因为他一手主持创办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要过25岁生日。 谈起“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最初概念，刘东告诉南都记者，“如果不是当时中美文化中心(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建立，恐怕我们很难把费正清的书和标准的汉学区分开。”当时也有人问刘东，到底是叫海外汉学丛书还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认为应该叫“海外中国研究”。“汉学对应的是sinology，主要是指文本研究、经典研究，在故纸堆里研究，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费正清，进入了哈佛历史系，他的论文一开题，就把经济系教授杜威特·帕金斯等人喊来，于是一个地区研究就引入大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这时研究中国古代和中国现代的就分开了。广义的汉学泛指外国人研究中国，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收录的是费正清以来的中国近现代研究著作。” 按照这样的脉络走下来，《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传统与变迁》、《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等一批近现代中国研究丛书引入中国，“这些书显然是有一个现实指向的，显然是希望能够配合着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刘东说。 《中国的现代化》作为第一批“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一登场，就印刷了五万多册，学者王鲁湘看了之后评价说：“中国50位学者写50年也写不出。”“《中国的现代化》里基本的观点都成为这一代人的共识了”，刘东说。二十多年来，刘东主持“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等多个丛书的工作，引领着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风潮，而能够延续至今的，是1988年他创办了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1999年在译林出版社主持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前者成为国内介绍西方汉学的最大窗口，后者则是当前国内介绍西方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的最大窗口。 “70%以上西方汉学界最重要的书我们都引进了，比日本引进西方研究日本的书更多，也比台湾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值得肯定。现在国内学者见到西方汉学家讨论起来是绝不怯阵的。”谈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进展，刘东在25周年研讨会上颇自豪地说。 真理就是多角度与环顾的过程 南都：最早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顾问是李慎之、金克木、戈宝权，主编是李泽厚和庞朴，而你和姚大力是副主编，为什么会这样？ 刘东：我们那一代学者中，很有意思的是，往往有人年纪虽不大、辈分却不小。像陈嘉映跟着熊伟，陈来跟着冯友兰，姚大力跟着韩儒林，都像是直接续上了张三丰的“老儿子”。那时候，由于正朝着民国时代的学术回归，所以老先生就跟我们比较贴心，跟中年学者反而相对隔膜。当然，像李泽厚和庞朴这样的超前翘楚，则又可以说是少量例外。至于选择三位老先生当顾问，这应当是说明了，我们一上来还是想要广角环顾的，即同时向他们讨教西方、印度和俄苏的汉学。但后来证明，这样的顾问设置并不成功。从整个世界的实情来看，西方汉学还是一枝独秀。 创办这套丛书的时候，我还是博士生，担心老师嫌我不专心写论文，就把李、庞两位导师顶了上去，而把实际的操作者即我和大力，只写成了副主编。不过从一开始，就是我和大力一手操办的，丛书的总序也是由我执笔的。 南都：你当时最早接触到海外的中国研究丛书是怎样一个过程？ 刘东：当时能读到的书还很少，主要来源有两个：第一，主要靠南大和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中心。第二，戈宝权是我的亲戚，我在他的相片下面贴上自己的相片，这样按照当时的规定，也就可以冒名去替他借书了。这样，我就利用了北图的西文新书陈列室，它当时还设在北海那边，从我借住的干面胡同宿舍，很容易就可以骑车到达。 我对这些汉学图书的看法，有过一些不断递进的变化。一上来，只是单纯看哪本书好，看它是否帮我解开了一个疙瘩。然而，仅仅单篇单本地看，并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像史华兹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我就曾多次引用过它，而每次的感觉都不太一样。照我现在看来，他摆放了一长串特别精巧的多米诺骨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解释，中国人先是喜欢英美思想的，然而由于特别急于救亡，严复就创造性地误读了穆勒，反而把作为价值的个人主义，只当成了一个历史的工具，用它来寻求集体即国家的富强，于是这种思想就从英美倒向了法国，再从法国倒向了集权的苏俄，从而有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起。且不说这是否符合史实，因为你如果看殷海光的叙述，就知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仍是把严复当作思想的先驱。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本书潜在的理论预设，是建立在类似伯林的自由主义理念之上，所以它对穆勒思想的理解，也是建立在牛津的伯林之上，而不是目前更流行的剑桥学派之上，不能去了解自由主义本身的历史语境。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此书对于严复的那些批评，只怕从一开始就不能成立。 所以，无论汉学还是西方的中国研究，其实都还是西学的分支，是所谓w estern schol-arshiponchina。在这个大的脉络下，尽管我们的确煽起了汉学热，但不无遗憾的是，其实还很少有人真能读懂那些书。你必须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沿着西方学术的自身脉络，去研读每一本特定的汉学著作。从这种要求出发，我在北大开设汉学课程之前，曾经先按年份排定了汉学大事记，让每一本图书都能各归其位，以便能设身理解它们的语境。正因为这样，也许我还算稍微知道这张知识地图的人。因此，自己就站在了一个看似尴尬、其实恰到好处的位置：既不断热心引入汉学家的著作，又率先号召跟他们尖锐地对话。如果读这些书能帮我们找到真理，那么真理也只在这种对话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诱使我们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去更全面地、多角度地观察一个事物。 做丛书只能“朝花夕拾”，不能揠苗助长 南都：“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丛书热中期，其他丛书给你什么影响？ 刘东：从体例制订和体制创新来说，“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是八十年代丛书热的产物，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所有这些丛书都是学习“走向未来”丛书的，它的率先创办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当然，后来从丛书规模来说，“文化：中国与世界”则有后来居上之势，而两个编委会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当时北京的主要知识团体。如果中国后来不是走向了岔路，那么让这些团体进一步发展下去，再形成民国式的松散议会党团，就像当年梁启超周围的进步党那样，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即使不说这种失去的可能性，只是从学术文化本身来说，那两套丛书对我也相当重要。我当时在口语中，习惯地把刚创办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说成是“小丛书”，而把前两套丛书则说成是“大丛书”。那个时候还不能想到，后来这种“大小”竟颠倒了过来，那两套丛书都戛然而止了，反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成了第一大的丛书。从当时的心情讲，那两套丛书更属于大家的事业，甚至更是我们的心头肉，我自己写作或翻译的前三本书，即《西方的丑学》、《马克斯·韦伯》和《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全都贡献给了“走向未来”丛书，而且我也越来越参与它的活动，从作者变成了编委，从编委变成了“走向未来”杂志的副主编…… 南都：从他们身上也能得到一些教训吧？ 刘东：得到的教训就是，做丛书只能是“朝花夕拾”，而不能揠苗助长，要人家快速地写完一本书。我加入“走向未来”丛书的时候，它早已成为一种固定的、而且相对成功的模式，就是由编委会去忙碌一年、再由出版社到哪月哪天，从成都飞到北京来去定稿。这样肯定有助于造声势，而且如果一开始有所积累，那么前几年肯定可以红火。只是，如果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讲，你要求作者在一年内写出来，就一定会泥沙俱下，而且你为了赶任务也很难苛求，所以弄到后来就会日渐被动的。 正因为有了这些教训，所以我后来编丛书的时候，都是要找到一个知识领域，在其中已经看到了成熟的成果，可以进行我的“夕拾”活动了；另外，这个领域最好还是生长着的，所以去创办这套丛书，就是去开辟一个知识的增长点，只要人家的学术活动不停止，我们这边的翻译活动就不会灭绝。 通过国际接轨引进符合世界潮流的观念 南都：关于这个丛书未来的发展，你已经讲过，就是说要做一些偏补就弊的工作，那么推出“女性研究系列”跟“海外学子系列”，是不是也是一个新的方向？ 刘东：可能将来还有“中国美术史系列”。美国的“中国研究”的主流，是以历史学研究为基本形态，而又以社会科学方法为基本特色。然而，走着走着你又会发现，就算你已经抓住了它的主流，还是有很多好书被遗漏了，比如思想史研究、女性研究、城市研究、电影研究、环境研究等等。进行这种补充，一者是鉴于人家相应对口的领域，否则你的介绍就不全面完整；二来也是鉴于，像环境系列、女性系列等等，都对应着中国社会的相应失衡。 比如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受损最多的一个社会群体，那就应当是中国的女性，甚至我们平时所讲的“下岗工人”，恐怕也首先就是“下岗女性”。而最为可怕的是，我们不仅没有制定出扶助她们的政策，不仅未曾进行摆正它的实践，就连认识到这种失衡的心态，也都完全没有调整过来。种种的失衡，都迫使我想要通过国际接轨，来引进符合世界潮流的观念。 南都：江苏人民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延续下来了，为何后来又启动了译林那套《人文与社会译丛》？ 刘东：一个是自己心智的渴求，一个外部现实的危机，加在一起构成了新的动机，使我不能满足于引进海外的中学，还要进一步引入海外的西学，而且这一次还有所不同，应当是更加新派的西学。前一种动机，应当说跟自己的汉学引进有关，因为一旦继续深入了解下去，就发现某本书中的新奇观点，其源头并不在于这本书或这位作者，而在于当前在国际上流行着哪种学术观念。后一种动机更加重要，之所以进行这种引进，既是源自对于亲历历史的悔恨，更是源自对于未来发展的展望。我相信，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历史终究还会在向我们闪现机会的，但愿我们到了那个时候，已通过这些年的阅读与反刍，而进行了稍微充分一点的准备，以便能够抓住那样的机会，既知道规避其中的巨大风险，又知道如何充满技巧地扭转历史，从而把中国带出危机，带向光明，带上一条可以永续发展的大道。 正因为这样，无论我本人编辑过多少套书，我都要借此机会郑重地说明，其实只有这一套书的论题，才具有最高的学术重要性。——— 实际上，就连西方本身也不会有更深的东西了，所以只要我们认真研读了这套书，以及和它论题相近的其他论著，就足以积聚起跟西方对话的智力，也足以在未来的某个历史瞬间，像美国的开国者们那样，为子孙万代写出确保他们长久福祉的传世文献！ 采写：南都记者 赵大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