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熬成传统——写给《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五周年 摘自<中华读书报>2004.5.19 正如读者们所周知的，虽然冠名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但我们这套丛书十五年来着重介绍的，主要还是“美国的中国研究”。毕竟世界上五分之四的汉学家就生活在那一个国家。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学术传统呢? 光从人头上数，那也已是一支经过费正清、列文森、史华兹、魏斐德、孔飞力、史景迁、施坚雅、周锡瑞、宇文所安等几代学者的接续奋斗和惨淡经营、目前总数已达数千人之巨的庞大研究队伍!更何况，我们这边的生力军还在不断地通过考托福的渠道想方设法地加入进去!正因为这样，每逢亚洲学会召开年会，人们简直就像走进了众声喧哗的学术超级市场或人才交流大会，往往需要许多个分会场从早到晚地齐头并进。再加上，美国人在地理上撒得非常开，汉学家们自己素常都难得见上一面，所以尽管这些职业化的学者保持着相当的阅读量，足以追随本身专业领域的发展，但连他们自己也并不是很容易从总体上把握住整个汉学的进展。 由此也就不难推知，虽然我们这边的学者一旦研究到了某种深广度，总要去了解他那个学术方向的国外进展，但如果要求他们从总体上把握住整个海外汉学的学术进展，哪怕仅仅只针对美国这一个国别而言，恐怕都会成为根本办不到的苛求。也许你刚刚查着字典读完了一本书，人家就又飞快地写完和出版了十本书甚至一百本书!所以往往是旧的发展还未追踪到，新的动向早已萌发了出来。为了应付这种知识爆炸的局面，我们已经开始在北大比较所专门培养研究国别汉学史的博士研究生。这种知识的次生过程，就连说起来都有些绕口：先是美国为了了解中国，而培养了自己的中国通，后是中国为了了解别人对中国的了解，又开始培养通晓那些中国通的通才。不过，我们也可以由此见出当今国际学术交流的密切程度和循环往复。 在要求专门化的现代性压力下，即使被迫放弃多年来杂览的积习，那么我退守的专业也首先是比较美学，而如果天年还允许我更进一步，则我的专业或许就能扩展到文化哲学。所以，尽管也曾有人背地里讥讽我是“汉学家刘东”，但那不过是燕雀之言，其实我本人是既没有也不想去专门对付海外汉学的。即使眼下一时间还显得对于美国汉学界的情况稍微知道得多一些，那也主要是因为我十五年来碰巧一直在主持着《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而这套丛书又碰巧是国内在这方面最卷帙浩繁的翻译项目。十五年来的咬牙苦熬，不仅使我们已经熬出了60种已经拿出的出版物，还使我们快要熬出了另外30种。即使只是业已积累下来的中文译著，也已足够同学们畅读一气把握大要了。所以，尽管我们当初并未有意识地这么做，但这个新开出的专门化方向，却可以说是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 这样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不仅能满足读书渴望和知识兴趣，实际上也是下一步发展所特别急需的。作为当今地球上惟一现实的超级大国和惟一潜在的超级大国，也许再没有哪两个国家的关系会比中美之间的关系具有更持久的重要性和更深远的历史效应。由此就不难想见，中国今后的道路无论顺与不顺，都肯定要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性影响，而那边对华政策的制定与修正，又肯定要受到那些中国问题专家的关键性影响。缘此，中国如不能在这方面具备相应的专门家，就很难具有专业水准地追踪到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及其变化，就很难想清别人究竟为何对我们采取那样的态度。正是为此，我对新近招收进来的博士生讲，虽然我本人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你和你今后的师弟师妹却应当是和必须是;你们将来必须对本专业熟悉到这种程度： 到五年以后竟可以如数家珍地反过来教我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 尽管学术界也许受台湾的影响，在“汉学”一词的应用方面不无歧义，但在我看来，其实这个现代汉语词汇的语义很简单，无非是一门“外国人用外语来研究对于他们而言乃是外国的中国的学问”。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种引进才自有它的意义，才能向国内读者源源不断地译介既显得熟悉(因为它论述的是中国问题)又显得陌生(因为它采取了异样的论述方式)的、足以拓宽我们学术视野的鲜活学术传统。 实际上，即使天底下只存在我们自己的国学，所谓“中国性”也不会是恒久不变的，因为中国文明的自我意识本身就在缓慢地漂浮着，并且这种漂浮本身也构成了中国主体性的变数之一。然而，海外汉学的存在与发展，特别是中国内地近些年来的汉学热，却为“中国性”往常的“自然漂浮”带来了一个定向的推力，从而对于国人的心智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其实追到根子上，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各不相让的争辩，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它们各自的汉学源头。或许，当代出洋学生朝向国内语境的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的种种折射，会成为下一代跨文化研究家既丰富又有趣的话题。不过对于活在乱糟糟的当下、急于抓住知识确定性的人们来说，恐怕宁愿不让命运来幽自己这个默。因为“中国性”的相对化甚至虚无化，几乎使得判定任何有关中国的是非都变得相当困难，甚至几乎已从总体上导致了中国知识界的瘫痪，无力就任何迫在眉睫的挑战达成哪怕最基本的认同。 因此，这样一种读着“洋书”去认知中国的场景，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带给中国人的最为奇妙的经历之一。在这里，启发和颠覆、深化和模糊，肯定是同时并存的。正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以及其他较小规模的丛书所引进的有关中国的某种另类学术话语，把我们对于生于斯养于斯的母文化的理解，放到了由国学和汉学反复对话所造成的方生方成的过程中。而面对这两种并长争高的学术传统，使我们更突出和更直觉地看到了文化互动的持续作用。不管情愿与否，今后我们对于母文化的自知，都势必要建基于由它们两者共同造就的话语竞争场之上。另外，凡是意识到了这种当代学术之严峻境遇、而又不失学术研究之道义前提的人，也都免不了要采取某种“横站”的姿态，同时向固陋的本质主义和油滑的虚无主义发出双重的挑战。 人生本来都是一种危险的平衡，而学术研究又何尝不是这样。所幸的是，我们脚下的这根平衡木，至少还有可能被指望是无限伸延的。也就是说，恰在我们不断失去又找回平衡的过程中，冒着堕入绝对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双重危险，构成了我们认同和对话基础的那个中国性，作为我们意识的主动构成物，又的确有可能在学术的文化间性中不断漂移，在互动的知识增长中不断漂移，在跨界的文明对话中不断漂移。又恰是在这个漂移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也就有可能跟现实世界构成良性的互馈，而并非仅仅表现为某些学术游戏。 *本文原是为了祝贺10本汉学著作的重印而于2003年8月11日在上海全国图书订货会上的专题发言，会后作者对之又有所增补和发挥。这10本书的题目分别是： 《儒教与道教》，【德】韦伯著，洪天富译 《洪业：清朝开国史》，【美】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 《中国的现代化》，【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余英时著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韬与晚清改革》，【美】柯文著，雷颐等译 《中华帝国的法律》，【美】布迪、莫里斯著，朱勇译 《佛教征服中国》，【荷】许理和著，李四龙等译 《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美】艾恺著，王宗昱等译
《中国政治》，【美】汤森、沃马克著，顾肃等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