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座城市像苏州这样，与大运河的关系如此紧密。 对于苏州人来说，大运河就是家门口的河，运河水通过山塘河、上塘河、胥江、护城河等入口，与苏州城内的水系融为一体，也让苏州成为运河沿线城市中唯一以古城概念申遗的城市。 我们借助古籍跨越千年，描摹出运河水与苏州内河如何交汇，寻找运河遗迹辉煌的前世，复原出江南人家栽桑养蚕、织锦刺绣、品茗弈棋的寻常日子。 运河水与苏州内城水系融为一体 从古籍上看，运河苏州段的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时期。明《吴邑志》记载，“《春秋传》称‘吴城邗沟，通江淮’，盖吴王夫差北伐齐时所开，出师由此河以通江北也。”春秋吴国阖闾年间，为了西伐楚国，吴王命伍子胥开挖的这条人工运河，就是后来的胥溪，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 据唐末陆广微的《吴地记》载，唐代以前，苏州城内水网骨架已基本定型，苏州内河呈现出“三横四直”的特点：乾符三年（876），苏州刺史张抟重筑罗城，城作“亚”字形，“城中有大河，三横四直……七县八门、皆通水陆。”苏州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孙中旺介绍，苏州内河多为东西走向，与南北走向的运河交叉分布。 从古籍来看，唐宋时期，苏州很多水道的贯通都和运河有关，其中被记载较多的是元和塘与至和塘。《苏州府志》记载，唐元和初年，苏州刺史李素请开元和塘，自此“舟楫鳞集，农商景从”。范成大《吴郡志》记载，至和塘始修于北宋，“从古为湖瀼，多风涛……至和二年，始修治成塘。”这两条水道疏浚贯通后，通航能力大大增强，成为大运河苏州段航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林应训在《江南漕渠志》中记载了大运河苏州段的三条重要的运河支线，即至和塘、元和塘和松江运道:“松江运道由白蚬江西来，出呼鲤泾与运河合，入长洲界，又北经姑苏城，与至和塘运河相合。”苏州市职业大学教授、吴文化学者吴恩培说，这三条运河支线在当时承担了苏州府下辖各州县的运输任务。 孙中旺认为，大运河开通后，苏州成为海运和漕运的交汇城市，这是运河沿线其他城市不具备的优势。来往的货物不但可以通过运河南北输送，还可以通过娄江、吴淞江等河道入海，沿海路北上南下。与此同时，运河贯通，还使苏州城市发展突破城墙限制。运河从苏州西部城河经过，城西发展最快，明清时期，阊门、胥门以及枫桥、上塘、山塘等地极为繁华，尤其是阊门，被称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运河两岸历史遗迹中，含“桥”量高 运河水流过苏州，在两岸留下了诸多遗迹，浩如烟海的古籍见证了它们辉煌的前世，其中，“古桥”占墨最多，唐朝时苏州就有300多座桥，从平桥到拱桥，从单孔桥到多孔桥，各具特色。 被记载较多的是宝带桥，这是中国现存建造时间最早的古桥之一，始建于唐朝，在明清时期多次修缮。明《姑苏志》记载，明正统间，巡抚侍郎周忱修治宝带桥，修治后的宝带桥“长千三百二十尺，洞其下凡五十有三，而高其中之三，以通巨舰”，所形成的形制与规模保持至今。 同治《苏州府志》中有关于吴门桥的记载:“吴门桥，在如京桥东，有石刻三大字，旧名新桥，下有三洞，最长，又称三条桥。”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二级调研员陈其弟说，吴门桥是江苏现存最高的单孔古石拱桥，是古代陆路出入盘门的必经通道。为了方便帆船进出城，特地抬高了水面到桥顶的距离。 一首《枫桥夜泊》让枫桥声名远扬。据南宋《吴郡志》记载：“枫桥，在阊门外九里道傍。自古有名，南北客经由，未有不憩此桥而题咏者。”苏州著名文史学者徐刚毅说，古代枫桥充满烟火气，“枫桥原名‘封桥’。古时，为了确保粮运安全，每当漕粮北运经过时，就在桥下设护粮卡，封锁河道，禁止别的船只通行，苏州民谚里有‘探听枫桥价，买物不上当’的说法。” 除了古桥，运河沿岸的虎丘塔和浒墅关，也在古籍中频频出现。 北宋的《吴郡图经续记》中，有关于虎丘山顶云岩寺塔的记载：“云岩寺，在长洲西北九里虎丘山……后人乃移寺山上。今东寺皆为民畴，西寺半为榛芜矣。寺中有御书阁、官厅、白云堂、五圣台，登览胜绝。”陈其弟介绍，云岩寺塔是大运河进入苏州段的航标性建筑，始建于隋朝，从宋代建炎年间至清代咸丰年间，遭到七次火灾，塔外的木结构被火烧毁，现存的砖砌斜塔是原来的塔心部分。 据道光《浒墅关志》记载，浒墅关的历史可上溯到秦代。从元代起，这里有了“抽分竹木场”，对过往商贾往来货物收税。明代洪武年间“设浒墅巡简司”，宣德四年（1429）才正式设立钞关。陈其弟说，浒墅关最早叫虎疁，是明代全国七大钞关之一。在设立钞关之前，这里是一般的集市。 稻田耕作精细，蚕桑一度压倒传统稻作 运河水通过众多河道流到了苏州人家门口，杜荀鹤《送人游吴》诗中所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是当时真实写照。 苏州以稻米为主食。在唐代，苏州成为稻田耕作技术最精细的地区。王鏊在《姑苏志》中记载，“红莲程……芒红粒大，有早晚二种。”说明在唐朝，红莲稻已在苏州种植，从宋朝开始一年两熟。值得一提的还有宋代占城稻的引进，明崇祯《太仓州志》记载：“往时宋真宗因两浙旱荒，命于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散之，仍以种法下转运司示民，即今之旱稻也。”从此，“粒稍细，耐水旱”的占城稻被引入太湖地区，以应对灾荒之困。 在明清古籍中，“栽桑养蚕”成为古代苏州人家的日常生活。清道光《光福志》记载：“光福艺桑，随处皆植，蚕事尤勤于他处。凡女及笄，即习育蚕，四、五月谓之蚕忙。” 明清时期，“农家蚕桑”的情景在古籍中大量出现。乾隆《吴江县志》记载:“桑以育蚕，明洪武二年诏课民种桑，吴江境内凡一万八千三十三株。宣德七年，至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六株。近代丝绵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间殆无旷土。”这反映了蚕桑业向乡村推广，农家经营出现蚕桑压倒传统稻作的趋势。陈其弟说，由于桑丝经济效益好，在农家形成了以蚕桑为主、稻作为辅的经营模式。在明朝中后期，苏州出现纺织工，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明清时，苏州还成为全国工商业中心。苏州市吴江区档案馆副馆长王来刚说，当时各地在苏州设立的地域性会馆近50所，涉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广东等15个省份。依托便利交通，运河边上还出现了专业市镇，各有特色，如盛泽镇的丝织业、横塘镇的酿酒业、浒墅关的织席业、木渎镇的刺绣业等。在社会风尚习俗方面，苏州也影响全国，明代永乐之后，京师各衙门的官吏以江南人居多，他们岁时节令、看花饮酒、品茗弈棋，无不以苏州为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