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注定难忘的相聚——7月5日，由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第十四届江苏书展“新华书房”读书分享会在苏州举办，著名“外卖诗人”王计兵、电视剧《乔家的儿女》《山海情》编剧之一杨筱艳、坚持“在地书写”的宜兴作家乐心这3位“斜杠”作家，以真诚分享吸引了大批读者。

“没有文学，我只是生着、活着，有了文学我才是生活着。”分享会上杨筱艳的深情告白，道出了许多人的共同心声。

文学正在变得日趋小众吗？从这场分享会上我们找到了另一种答案：文学固然是名著经典、奖杯鲜花，更是一种视角、一种方法、一束不可或缺的生命之光。它像一蔬一饭那般自然，它为我们平凡的人生“打光”、赋予其斑斓色彩，助力探寻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与文学相遇 像一颗种子吹落在心头

问：你们是如何与文学结缘、开启文学人生的？

王计兵：我上学只上到初中二年级，1988年我19岁的时候就跟着建筑队出去做了农民工，曾经立下的志向、对未来拥有的美好幻想，在踏进工地的那一刻都粉碎了。刚开始我什么手艺都没有，每天工长给我一袋弯钉，我一根根把它们敲直，我的一首诗歌《把弯钉敲直》记录的就是我那时的生活状态。而这样敲上一天，工资是3块5毛钱。那时的我不知道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第一次对生命产生了思考。

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我每晚都会出去跑上10公里，有天突然发现，路边昏黄的灯光下竟然有一个旧书摊。我和老板商量，能不能让我免费“借读”，就当每天过来跟他作伴。老板答应了我，前提是如果我看的书客人想要，优先让给人家。这导致我总是不能把一本小说读完，特别是那时畅销的古龙、金庸、琼瑶，当你沉浸在一个情节之中，却突然丢失了情节，简直如鲠在喉。有天我走在回工地的路上，突然想到，《红楼梦》不也是另一位作者续写的吗？从那天起，我开始给我没有读完的小说续写后面的故事，慢慢对写作产生了兴趣，直到1992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爱好是有惯性的，喜欢它的时间越长越舍不得放下，这种感觉挺美妙，至少让我不再迷茫、找到了方向。

杨筱艳：小学三年级时，我被语文老师“抓包”去参加南京市玄武区的作文比赛，竟然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些青少年读物，其中有一本小开本的《中外著名文学家故事集》，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谁是莎士比亚，谁是狄更斯，谁是哈代、雨果、鲁迅、老舍，生出了想成为一名作家的朦胧理想。上初中后，我又在作文竞赛中得了第一名，教语文的单老师用他半个月的伙食费给我买了一本唐圭璋先生主编的《唐宋词选注》，给了我巨大的鼓舞。

于是我上大学之后很自然地开始写小说、写诗歌，屡投屡败，没有一家肯要我的东西。我的大学语文老师很严肃地对我说：杨筱艳，你搞错了顺序，你还没有读书就要写书，你还没有生活就要写作——这对我简直是一记响亮的重锤。之后我不再写作，花了20年时间去读书，后来成为南京市长江路小学的英语老师。直到38岁那年接手了一个棘手难管的班级，我才有了非写不可的底气。我把和学生“斗智斗勇”的故事以“教育叙事”的形式写在博客上，等我更新到第23章时，出版社联系了我——我的儿童文学处女作《五四班那些事》就这样诞生了。

乐心：对我来说，文学的种子很自然地落在心里，风一吹，在心田里慢慢滋长。

我出生在宜兴太湖边的周铁镇，镇上有东南西北四条街。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我就站在门槛上，看来来往往的人——农民上街，街坊邻居们交谈，看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就像罗大佑唱的歌：为什么太阳总是下在山的那一边？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这种幻想和好奇，就是一颗文学的种子。

20多岁时我成为宜兴日报的一名记者，这份职业让我有机会和形形色色的人交流，知晓大地上的痛点、难点、他人的喜怒哀乐。但是随着阅历增长，我越来越不满足于一事一议的新闻报道，开始用散文来反映世界的温情、世间的甘苦，传递人与人之间柔软的东西。后来散文这种文体也不够用了，我开始写小说，创作了30万字长篇《十八拍》，当写到男女主人公青梅竹马却只能一生遥遥相望的故事时，我仿佛和他们一样谈起了风花雪月的恋爱——这就是文学带给人的丰盈，我在借千万人的眼，感受千万种人生，感受大地上那些活泼泼的生命气息。

从生活到文学

扎根富矿开凿“生命之光”

问：文学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能否分享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

杨筱艳：我至今感谢童年时母亲的一个决定，它几乎改变了我的一生。上世纪70年代，我父亲作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分配到一套郊区住房，面积很大，有独立厨卫，但母亲坚决不肯去住，硬是拿这套大户型换了市中心的一间半房。正是因为这套房，我得以在烟火气息浓郁的南京市井生活，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无数故事。突然有一天，我想写一个男人的婚姻生活，也就是《乔家的儿女》，童年的记忆蜂拥而至——乔祖望的原型，一个自私自利、毫无责任感的男人；温柔善良的乔三丽，原型是一个有智力缺陷的姐姐，父亲把她远嫁到了山里。在《乔家的儿女》中我忍不住改写了她的结局，让她在虚构中拥有了温暖和爱情。

在为《山海情》积累素材的过程中，我的心灵再一次受到巨大的冲击。水花原型是一个被包办婚姻而丈夫瘫痪的女人，她每天凌晨4点起来做面条，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一天她实在太疲惫了，把车骑到了麦田里，一早晨做的面条全被打翻，她绝望地趴在地上哭了起来，一直哭到太阳升起、照在金黄的麦穗上，她把眼泪擦干，扶起车子继续往前。

还有观众熟悉的水花拖着车子行走在茫茫荒野上的镜头，这真实的一幕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一位70岁的老人，移民搬迁时他拖着全部家当，也就是锄地的镐头、铲子、几个箩筐，拉着板车走了七天七夜，赶了400公里来到新开发的闽宁村，然后一镐镐地锄下去，搭出了一个地窝子。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次我写了两场关于驴的戏，高满堂老师很不满意：你知不知道驴对穷人家意味着什么？你要把这个驴给写清楚，才能让观众知道他们的生活有多艰苦、知道他们为什么不顾一切地改变生活！回到生活，让我忘记了文学的技巧，只想把生活真实地呈现——生活即文学！我又一次理解了老师对我的教诲。

乐心：我一直在乡土大地上追寻，那些皓月之光、那些萤火微柔之光，都是我们大地上温暖的生命之光。我这次带到书展的散文集《樱红蕉绿》，就是一本时间之书和探寻生命意义之书，其中有赵亚夫这样的“皓月之光”，更多的是平凡的乡土生命，他们就像一把种子，落在泥土里开出了花。

我曾在沙塘港村遇到两个老头，老戴和老裴，77岁，想自己动手打一艘扯篷船。过去，太湖边的农民不管是卖小猪还是接新娘子，都是摇着扯篷船。随着社会发展，扯篷船退出了生活，他们想亲手打一艘船，留下乡愁、实证记忆。村里人听说他们要造船，嘲笑两个老头发痴了，老戴反驳说：难道我们就不能有梦想吗？

他们打船一年，我至少跟踪了6个月，没事就拎着茶杯坐在湖边上看。2021年6月23日，这天太湖风力正好，我们坐着扯篷船航行太湖之上，大声唱道：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即使快80岁也要做一件值得的事，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荣光——我年过花甲，还能继续创作吗？我想通了，写作就是一颗种子落在土壤里，管它开不开花，别有什么功利心，我的心花开了，那就是一朵属于自己的花。我又一次想到蒋捷的词：“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过去我读的时候总是在想，人啊，活着活着就没了；而当我与大地上生生不息的“光”相遇时，我才知道流光没有把人抛，我们生命的精神就凝结在甘美的红樱桃、蓬勃的绿芭蕉里。

王计兵：送外卖7年了，我一直生活在路上。书展期间，我在昆山家中和书展会场之间往返，新的道路给了我新的灵感，我在手机上用语音写下了一首诗：

我仿佛是装进容器时飞溅出来的一滴水/而我扶住电瓶车的车把，只要我用力/我的双臂就会笔直,像一个“=”/而我弯曲的双腿恰恰像“《》”/我愿意用这个“《》”，括住我一生的水滴。

如果不是因为“外卖员”这个标签，我的诗歌不会有这么大影响，是人们把善意释放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常说，如果我低着头，肯定不是因为果实，而是因为我背负着恩情。我该用怎样的方式向生活、向社会表达感恩？这两年我有了一些思考，是关于外卖员的出路问题。60张调查表加上街头采访，我总共和140位小哥聊了聊天，想了解他们的过往和对未来的打算，他们说得最多的，还是订单快要送达顾客却不接电话。我对此深有同感。我的《赶时间的人》就是源于一个年轻客人的恶作剧：他给我留了几次错误的地址，让我爬6楼、再下来、再爬6楼，总共爬了18楼才把订单完成。

问卷调查中最触动我的故事，来自我最好的哥们。他告诉我，有一年下大雨，他的车发生侧翻，后面一辆车的钢架压在他身上，导致他折断了8根肋骨——我惊讶震撼极了，因为他是我们那一片的“单王”，后来做到队长，人也很乐观。这次事故对他造成的最大影响，是因为骨折身体收缩，导致他比老婆还矮了一点。所以我很希望通过《低处飞行》这部诗集，让人们能够对外卖员这个群体多一些了解。当工作中我们有了一些小小的失误，可以得到你们的谅解、少给我们一些差评，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生活让我热泪盈眶

接纳一切，作品才有力量

问：作为非职业写作者，你们如何处理生活、工作与写作的关系？

乐心：我形容退休后的我就像一条鱼，从鱼塘奔向了大海的宽广。

媒体人天天和世界对话，唯独没有时间跟自己对话，当我回到家乡，我想变成大地上的一棵庄稼。一次我走在家乡的大街上，遇到一位90岁的写碑人。他年轻时毕业于无锡师范，后来因为生活的变故依靠写碑为生，家乡方圆20里内的桥碑墓碑都是他写的。他对我说，丫头，人在这个世上就算落到最低处，我们都要能站起来，要有一点本事——当他喊我丫头的时候，我的眼泪涌出来了，我的双亲早已离世，世间再没有人喊我“丫头”了。

至今我都为自己还能够热泪盈眶而欣慰。我们一度把冷静理智视为成长，而当我回到乡土，我的生命重新觉醒。有一句话叫“回不去的乡村，挥不去的乡愁”，乡村一度面临空心化，但近几年来乡村逐步振兴，在大地上展开她壮美的画卷，作为一个作家，我不能对这样的巨变视若无睹。

美栖村党总支书记宗华东告诉我，他想带村民种一片玫瑰园。他说如果一个村书记想躺平，可以有300个理由，土地制约、人才匮乏、没有资金等等，但是人活着要有一点情怀。可是，发展花田经济需要迁走1200座祖坟，这在农村是犯了大忌。他对村民说：我不是把你们的祖宗抛掉，而是让他们同样住“联排别墅”，不要花一分钱，拎包入住。他说你们现在住房条件大为改观，也要让祖宗享享新农村的福。乡土书写者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打捞这些被遮蔽的人物和风物，展现乡村文脉和大地上生生不息的力量！

杨筱艳：作为一名小学英语老师，我把工作的时间和写作的时间清晰地切割开来——在学校绝对不做私人的事，在家尽量不做工作上的事。

在学校，我分秒必争，全情投入。改作业、做PPT、出卷子、带早读和午自习、分饭分汤，体育大课间带着孩子一起运动，每天下午辅导作业……我可以很骄傲地说，工作这么多年来，我没有耽误过一天教学。年轻时，我婚假只休了1天就上班，产假未满就去赛课，每晚回家把孩子哄睡着了再写作。今年暑假前夕我正式退休，最后一次期末考试我的班级又考了第一名！

孩子们给我办了一个告别会。考第一名的学生送给我一张照片，是她跟妈妈在向日葵花海里的合影。她妈妈是我多年前的一名优秀学生，后来几乎被一场失败的婚姻毁掉，重生后她抱着女儿在向日葵花海里拍了这张照片。我还收到了一位“差生”的礼物——这次考试他英语竟然考了89分，离别礼物里除了附赠他的照片，还有他攒下的20块钱，他把他最珍贵的东西送给了我——他帅帅的照片和20块钱。这就是我的收获，这就是我的一生的成就和荣光。

作家伍尔夫说女性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对女性作家来说，更是如此。写作时我恨不得让家人消失：孩子，你别说话；爱人，你能不能先别打扫？但是再好的一间房间，生活总是会渗透进来，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怎么办？我学会让自己面对：你再苦，苦不过闽宁村的人；你再累，累不过风里雨里的外卖员。和外界的干扰共存，不停地写，哪怕我刚才的灵感丢了——没关系，我还有更好的。

王计兵：我的第一部作品发表于1992年，作品的发表让我的梦想有了某种确定性。

我开始痴迷于写作。为了写一部长篇，我在自家承包的桃园里用玉米秸秆堆建了一座人字形的小屋，以看护桃树的名义住了进去。我用了一年时间，每天趴在地上写，写了20多万字，为了把它写得更精彩，我买了很多“创作谈”，根据作家的心得来锻炼自己的创作能力。我首先学的是“身临其境”：当写到一个在城市里打拳卖艺的人的时候，我把自己想象成他，在乡民抢种抢收的时候练武翻跟头。最终导致冲突爆发的是，当我写到一个人痛失双亲时，为了体验人物悲伤的情感，我穿了一身白衣白裤白鞋模拟披麻戴孝，这一身装扮彻底惹怒了父亲。有天我捞完沙回到家，发现我父亲把我的写作小屋拆了，还一把火烧掉了我的手稿——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浓烈的黑暗。

后来，我向家人承诺这一生再也不写作了——事实上，我履行的部分只是不再投稿。最艰苦的那段时期，我靠走街串巷捡垃圾维持生活，笔名“拾荒”就是为了纪念那段日子。即使在拾荒生涯中我也没有放弃写作，我在拾来的纸片上写满文字，阅读捡到的旧书，读完了再卖掉。有段时间没有书读实在太难受了，我就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把封面撕掉，放在泥土里面做旧，然后大大方方地带回家，同时怀着一种对家人的负疚感——买一本书意味着我花掉了大半天的收入。

2019年我的诗歌在网络上“发酵”，我向爱人坦白了一切。她却说：我早就知道了。原来，她洗衣服时经常从我口袋里掏出圆珠笔、钢笔，都扎坏了几件衣服——我们家演了一出“谍中谍”！我感到苦涩而欣悦，因为在很多年之前我就告诉自己，这一生，写作可能都是需要我一个人独自承担的事业。

本版撰稿 冯圆芳 于锋

本版摄影 余萍 赵亚玲 丁焕新

作家感言

只要拥有了种子，春天迟早会来

王计兵——

生命都要面对死亡，我们要给生命找一个理由，给自己树立强大的力量。对我来说，文学是插入我生命庄稼地的竹竿，这样，我生命的每一根触须就会有向上的拉手。

文学可以修正一个人，可以让人变成一个好人，我更相信文字是所有事物的种子，只要我们拥有了种子，春天迟早会来。

杨筱艳——

电影《死亡诗社》中的约翰·基丁是我的职业明灯，他跟学生说过这么一句话：“法律、建筑、经济，所有这一切是构成我们人类生存的基础，但是文学、艺术、诗歌、美，这才是我们生存的意义。”对我来说，文学很简单，像洗脸刷牙一样自然；文学又很崇高，没有文学，我只是生着、活着，有了文学我才是生活着。

乐心——

文学让人在平凡世界里葆有一颗勇敢的心，成为一个良善的人；文学是荒漠中的一片绿洲、人心与人心之间相互连接的心桥。

分享会上我看到了很多从外地赶来、为文学奔赴的读者，这种书卷气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这样的光泽，拥有被文学打磨的温厚“包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