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认的南京“文学代言人”，著名作家叶兆言曾为这座城市写下“秦淮三部曲”。如今，南京从“秦淮河时代”迈向“扬子江时代”的脚步加速，叶兆言的南京书写亦悄然转变了视野——滔滔长江，成为他打开南京时代命运的又一扇窗口。 日前，叶兆言的最新长篇《仪凤之门》出版。从秦淮河转向长江，他坦言背后有巧合也有必然：四五年前，他搬到长江边定居，他喜欢在作品尾页标注的写作地点“三汊河”，就是位于南京城西的秦淮河入江口。日夜近观澄江如练，瞻仰渡江胜利纪念馆，看江边休闲、亲水的市民络绎不绝——这些生机勃勃的长江新景，对叶兆言拓宽他文学想象的视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被南京遗忘的仪凤门 解码民族兴衰的绝佳意象 顾名思义，《仪凤之门》的故事与仪凤门有关。作为南京明城墙十三座城门之一，仪凤门为南京城北部通往长江岸边的咽喉要道。很多南京人都不知道的这座城门，见证了南京城乃至一个民族在攻与守、开拓和封闭、凋敝和繁荣之间的沧桑变幻。 粗略查阅史料可知，仪凤门修建于明洪武初年，明代成化年间，因兵力不足被封；清代初年，清军借仪凤门出兵奇袭郑成功军队得胜，清廷政权由此巩固；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沿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冰冷的大炮径直瞄准仪凤门；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大将林凤祥用地雷炸开仪凤门附近的城墙，攻下南京；光绪年间，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修好仪凤门，并在门下铺设了南京第一条近代马路，为下关开埠做准备；1931年，国民政府改仪凤门为兴中门，取振兴中华之意…… 或炸毁，或复建，或据以守城，或图谋“南摄北控”，叶兆言撷取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南京意象，来解码一个民族数百年来的兴衰与悲怆。 “作为老南京人，实话实说，我以前也不了解仪凤门，小时候我们去下关一带，都是走的挹江门，根本不知道它旁边还有座仪凤门。我对仪凤门开始有比较详细的了解，是在前几年写《南京传》的时候。”
事后，叶兆言反思自己的“无知”，很快发现，这份“无知”是由历史上南京与长江的复杂关系决定的。理论上，南京虎踞龙盘、雄视江左，是一座地地道道的长江城市，但就历朝历代老百姓的体验而言，长江一直存在感不强。拿明代来说，朱元璋下令修建明城墙，长江连同玄武湖一起被阻隔城外；朱棣迁都北京后，干脆把仪凤门堵上，彻底隔绝南京与长江的交流。而立足更广阔的时空跨度俯瞰——一个政权对待长江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它是开阔雄劲，还是退居自守。 “我住在长江边上，才直观地感觉到江水的变化之大。像今年的长江水位和前年的最高水位相比，有七米的落差，相当于两层多楼高，这说明长江是恢弘、神秘而又危险的。这也决定了在从前的时代条件下，南京人和长江的关系，不太可能像和秦淮河那样亲密相依。” 而《仪凤之门》的主人公杨逵，一个在下关码头揽活的人力车夫，在新旧之交的节点登上时代舞台。开头的“楔子”里，叶兆言介绍了仪凤门的戏剧性历史和故事发生的“现在时”：这是1895年南京开埠前夕，两江总督张之洞修葺好仪凤门、修建了“江宁大马路”，做好开门揖“客”、对外通商的准备。南京的开埠，无疑是清廷在外敌船坚炮利下无可奈何的被迫开放。 动荡时代与个体纠缠 历史无情，却铭记人的创造 《仪凤之门》中，杨逵和他的一道拉车的兄弟水根、冯亦雄，革命党人张海涛、老李，以各自的方式卷入动荡的时代中。杨逵先是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反抗清廷的革命，又稳稳抓住了下关开埠繁荣的契机，一跃而成为商界名流。从懵懂无知的少年到穷途末路的中年，他涉足革命、商界、政坛，好似时代的宠儿，又为时代付出了代价。 “透过杨逵的故事，我想说的是时代和人的关系。时代很重要，没有时代就没有杨逵；英雄本身也很重要，英雄的创造又影响了时代。” 盘点杨逵的发迹史发现，特殊时代背景下南京与长江的关系转变，是时势造英雄的关键。1922年，时任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准备在仪凤门旁新增一座城门，密切城外城内联系，杨逵闻风而动，大量购置土地、成立“房地产公司”，促进了下关一带的繁荣。他的失败也潜伏于此：商业上的冒进、“基建”回报的匮乏和动荡时局的冲击挤压，使这位风光一时的商业巨擘最终潦草收场，再次印证了英雄不可能超越于时代而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杨逵参与兴修的这座城门，因韩省长祖籍泰州，得名海陵门（泰州古称海陵）；1928年，国民政府改掉了这个带有浓厚北洋军阀色彩的名字，将其易名为挹江门。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胜利后，也正是从挹江门进入南京市区，挹江门因此成为渡江胜利纪念馆的旧址。 除了仪凤门和挹江门，叶兆言还希望读者特别注意“1907年”这个时间节点。 这一年，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端方，与江苏巡抚陈启泰联名上奏《筹办南洋劝业会折》，倡议在江宁（南京）创办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得到清廷准奏。叶兆言认为，这一主动的对外开放对南京有特别的意义，是近代南京加速腾飞的契机。“故无比较，则世界亘古无竞争；无竞争，则世界亘古无进步；无进步，则社会亘古不能进于文明之域。”——从主办方发布的《南洋劝业会通告》可以看出，南洋劝业会不只属于南京，也是古老民族“睁眼看世界”的勇敢尝试。 《仪凤之门》的故事结束于1927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大业势如破竹，杨逵的妻子芷歆却不幸殒命于英美军舰的炮火，与此同时，杨逵的商业帝国轰然倾覆。“王谢风流远，阖庐丘墓荒”，立足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叶兆言所要讲述的，是否就是历史的虚无？ 叶兆言并不这么认为，他依然热情地肯定个人在大历史中的创造，“历史永远滚滚向前，但人的创造会被铭记”。变与不变、无常与有情，这才是叶兆言历史观的核心。 以文学之名“擦亮”南京 将书写1949年后的“南京传” 对南京这座城市来说，拥有叶兆言是一种幸运，他的每一次“南京书写”，都在重新“擦亮”这座城市。 比如，说起今天南京城中的繁华之地，人们多会想到新街口或河西新城，但肯定不会想到下关。《仪凤之门》则掀开历史的尘封一页：“南京的现代化，从下关启动”，小说主人公杨逵整个发迹的轨迹，与下关的繁荣兴盛共振同频。 “民国初年，下关一带已有烟户万余家，商户数千户……旅馆、浴室、茶楼、戏院、绸缎庄、成衣店、钟表店，还有钱庄和银楼，应有尽有。当时南京人流行一句口号，‘南有夫子庙，北有大马路’，下关地区的繁华，完全可以与城南最热闹的夫子庙地区相媲美……”依托史料与想象，叶兆言在纸上栩栩重建了昔日下关的兴盛图景。 “下关的发展繁荣，和南京的开埠、南洋劝业会的举办密不可分。”叶兆言解释。为举办南洋劝业会，南京市最早的轨道交通、当时中国各大城市中唯一的小铁路“宁省铁路”在1908年建成通车，成功连接起沪宁铁路和南京市区，并在下关设站。到了1912年，由天津通往南京浦口的津浦铁路通车，与沪宁线隔江相望，下关的地理优势更加彰显。 有意思的是，《仪凤之门》完稿后，叶兆言偶然刷到了一张摄于20世纪前半叶的南京老照片，拍的正是下关，鳞次栉比、整洁气派的西式洋楼几可媲美上海外滩。“小说写完，突然发现下关之繁华‘有图有真相’，感觉很得意。”叶兆言笑道。 《仪凤之门》也使人们再次注意到南京在中国版图上的特殊地位。开放南京作为通商口岸，是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清清楚楚写明的，但南京直到1899年才正式开埠；同样，辛亥革命在武汉打响了第一枪，后期革命的中心却转移到了南京，并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 “不肯割舍南京，即使开放通商也绝不在南京设立租界，从清廷的‘底线’里足以读出南京的特殊性。”叶兆言告诉记者，“同样，由于辛亥革命后期所想解决的不再仅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是接续五千年文明、在新的基点上开拓民族的新生，南京便顺理成章，又一次成为历史的主角。事实上，自永嘉南渡开始，每当汉民族即将遭受灭顶之灾时，就会选择在南京休养生息，南京作为汉民族文明‘副中心’的地位，早已无可取代。” 南京学者郦波也曾对南京的地位作出类似的精准概括：这里是“华夏文明内在价值逻辑的重生之地”。 “其实啊，历史上的南京再好，总归是破破烂烂的，你看老照片里的中山陵，光秃秃的，树都被老百姓砍回家当成了柴火。我1982年搬到湖南路高云岭的时候，那里啊，还全都是菜地……”叶兆言忍不住抚今追昔，对记者“韶”起了过去的南京。 而今，仪凤门、挹江门所在的南京明城墙，已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漫步城头，时见老人在此吹笛练琴，年轻人举起手机俯拍今日下关盛景。长江也不再是天堑或割据的凭依了，这片交融、沟通、互利、繁荣之水，已成为城市主动敞开的拥抱。 叶兆言大方透露，他将写一部1949年之后的“南京传”，这是他许诺已久、跃跃欲试的事业。他想看看，南京这棵“秣陵的小树苗”（公元229年孙权定都南京，改秣陵为建业，南京从此崛起），在新的时代旋律里，将生长出怎样的风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