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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风流人物》:对革命历史的当代“造型”

2022-6-29| 发布者: shiyun| 查看: 2422| 评论: 0|原作者: 冯圆芳|来自: 学习强国

摘要: 最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荣誉出品,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品,余丁执导、王青伟编剧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数风流人物》正在热播,并登上了爱奇艺历史剧榜第一名。该剧以李大钊先生演讲《庶民的胜 ...
  最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荣誉出品,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品,余丁执导、王青伟编剧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数风流人物》正在热播,并登上了爱奇艺历史剧榜第一名。该剧以李大钊先生演讲《庶民的胜利》、传播马克思主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毛泽东登上历史舞台为叙事起点,擘画了中国共产党怀揣“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石库门登上天安门、从兴业路迈向复兴路的壮阔历程。
  近代中国从“老大帝国”向“少年中国”转变的这段历史,近两年格外受到影视创作者的青睐,那些身处理想和现实的错位与张力中,依然奋然前行、悲壮热忱的先行者,天然适合用艺术来表现。当彼此选取的历史时段存在重叠,对叙事角度的独特裁取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说《觉醒年代》从“人性在封建桎梏中的觉醒”开启叙事,《数风流人物》则从一开始就牢牢扭住了“中国社会往何处去”的民族道路问题,完整呈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历史推动力量的一次成功的“寻路中国”。
  该剧一开篇,先以黑白影像手段简要回顾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失败,紧接着,镜头跳转至李大钊先生在北京市民公园发表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的情景。熙攘人群中,时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举手发问:
  “为何当今的中国,始终没有迎来属于我们自己的庶民的胜利?中国人从来都不缺乏赴死的精神,可是今日之中国,却没有丝毫的变化。这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李大钊答道。
  “您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真的能够救中国吗?”
  “能的!”李大钊笃定地说。
  短短一段开场对白,将“主义”之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勾勒而出,面对主义的不同态度(如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决定了曾经的同行者在十字路口的分野。然而,《数风流人物》亦清晰地告诉观众,占有了先进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可以“躺赢”到终点,美好的“主义”必须落回到千疮百孔的中国。
  剧中有个情节很有意思。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开时,遭遇法籍警官入室询问搜查,并搜出了一批进步资料。一大代表李汉俊急中生智,称自己是研究社会主义思潮的学者:“思想是自由的,只要它不被付诸实践,对吧?”——从而躲过了一劫。
  李汉俊带有反讽意味的谎言,侧面映衬了共产党的伟大。从找到真理,到坚持“韧的战斗”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数风流人物》尽可能真实详尽,不虚饰、不回避地对这段历史作出客观、完整和翔实的展现。
  比如,该剧的一条重要线索是13位中共一大代表的命运起伏,长期以来,“13位一大代表只有两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其中7人脱党或被开除党籍)的史实,似乎成了讳莫如深的隐史,历史课上不讲,影视作品也不愿触及,往往“善意”地选取呈现他们携手建党的高光“片段”。殊不知,褪色变节、与“主义”分道扬镳,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信仰在烈火中淬炼、分辨出真金与砂石的重要一环。
  可贵的是,在表现陈公博这位后来的汉奸、当时的一大代表时,《数风流人物》并未刻意将其脸谱化,反而细腻展现了他放弃转战南湖、与妻子泛舟西湖时流露的淡淡的遗憾与落寞。“总有人要走的,也总有人要进来”,蔡和森就陈公博的退党宽慰陈独秀时说的这句话,透露着革命家的通达。应该说,这种告别固然遗憾,却是革命走向胜利途中的“换血”与代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没必要围一大桌整整齐齐,唯有真正的“志合者”方能“不以山海为远”。
  这份正视历史的真诚,使《数风流人物》在演绎这段被“翻炒”多次的历史时,找到了新的有效的增长点。该剧贡献的另一类增长点,是使那些曾被遮蔽的英雄从历史的星空中显影,并借助后人的纪念重获生命。
  剧中,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工人领袖林祥谦面对北洋军阀的刽子手,慷慨陈词“你们现在要杀的,不再是一个当牛做马的普通工人,而是顶天立地想要改变中国的共产党人”——人们看到,信仰如何使普通人变得伟大。“劳工律师”施洋被捕后,他以法律角度向敌人条分缕析“你们无权审判我”,既显示了身份与性格,也暗示了彼时阶层之间“说不着”的隔阂与孤独。饮弹就义时,他的一个看似下意识的动作,是轻抿额头、保持仪容,然后在“劳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宣言中倒下。这时弹幕上纷纷飘过:致敬施洋先生!
  ——一如《觉醒年代》使陈延年陈乔年回归普通中国人的历史认知框架,《数风流人物》也试图使那些大历史中的吉光片羽重新璀璨。这再一次说明,每一次对历史的叙述与打捞,都是在强化对抗遗忘的记忆装置;历史是客观的,但记忆是后天塑造的,占有历史只是第一步,如何对历史进行“造型”,才是最考验影视工作者艺术创造能力的课题。
  观众无法忘记:《觉醒年代》里,陈延年兄弟就义时露出晨日初升般明亮皎洁的笑容,从头沾到脚的血污如鲜花粲然开放,这种对历史的“造型”使他们的故事最终“完成”,并升华到了顶点。在令一代人记忆恒新的《恰同学少年》中,三湘大地的连绵阴雨被创意地调度,毛泽东与陶斯咏的雨中论诗,与蔡和森在雨中岳麓的奔跑呐喊,皆成为激荡胸怀、晕染诗意的青春“名场面”。而在电影《1921》里,毛泽东在上海街头的一段富于动感的奔跑,融历史的重负、昔日的求索、未来的憧憬于混乱涌动的心理蒙太奇,从而使一段奔跑具备了强劲的历史意义和精神能量——这些成功的“造型”手段,均为历史锻造出了新的戏剧性。
  就《数风流人物》而言,除了前面所述,该剧在诗词运用上也表现出强烈的自觉意识。譬如与蔡和森重逢时,毛泽东脱口背出蔡和森的《少年行》:“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少年意气慷慨毕现。而讲到国民党官僚、著名南社诗人叶楚伧时,则巧妙引用了他的一首《如梦令·重阳感旧》:“帘外风风雨雨,怎不教愁留住。无计送秋归,分付哀鸿先去……”两个党派“气质”之殊异,不必着一字臧否,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显露了出来。
  《数风流人物》之剧名,出自耳熟能详的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何为风流人物?他们是勇于搏击时代激流、领受时代使命的“在场者”,是敢于摆脱沉沉暮气,将历史的坐标系向未来开放的勇敢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革命历史剧是重返历史的记忆装置,也是去而复返、重新认识当下的穿梭机,每一帧在荧屏上“闪回”的峥嵘历史都在无时无刻地提醒我们:今人须抱持“看今朝”的勇气和自信,在我们手中创造伟大生动的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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