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孟浩然早就说过：“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江山胜迹，往往与古今人物密切相连。明末天启二年（1622），任职南京国子监的孙应岳撰成《金陵选胜》，书后附有《金陵人物略》。此中用意不可不知：在他眼中，人物也是风景，是金陵名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金陵选胜》中，孙应岳把金陵人物分为五类：里产、寓止、宦游、丘墓、享祀。所谓里产，指的是原籍南京的本地人，也就是所谓“老南京”。所谓寓止，就是流寓南京的外地人士，是新南京人。初来是客，一旦定居于此，历经几代，年久日深，也可以“反客为主”，变成真正的南京人。城南乌衣巷口的王、谢两家，就是东晋初年从北方迁居南京的，后来遂成为本地的大家族。所谓宦游，是指在这里做过官的。有些人后来定居于此，终老于此，乃至安葬于此，遂与南京结下不解之缘。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王安石，起先是因为父亲到南京做官而移居南京，后来又因自己深爱南京，而选择在此安度晚年，最终安葬于此。丘墓在南京的名人，或者享祀南京的名人，原籍未必在南京，王安石就是一例。但他们的故居、墓葬和祠庙，往往成为南京的胜迹。东郊梅花山的孙陵冈以及紫金山的中山陵，南郊牛首山的郑和墓，早已成为人们踏访的胜地。说起来，孙权、郑和、孙中山的原籍都不是南京。 明清以来，南京也出了不少名人，大抵不出孙应岳书中所说到的这五类。原籍南京的名人，自然属于“里产”，其中有些堪称“奇人”的，可以说是本地“特产”。比如号称“样式雷”的清代能工巧匠雷金玉，又比如吴敬梓《儒林外史》中描写的义士凤老爹的原型甘凤池。而吴敬梓本人则属于“寓止”南京的名贤，他的老家在安徽全椒，而他的精神故乡，则是在南京。吴敬梓在秦淮水亭的日子，过得贫困又潇洒。南京与吴敬梓，可谓两不相负。假设吴敬梓没有移居南京，恐怕也就没有《儒林外史》了。像吴敬梓这样的名贤，还有很多。早于吴敬梓的，除了东晋的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还有南朝伟大的科学家祖冲之、清初著名戏曲家李渔等，不胜枚举。晚于吴敬梓的也很多，现代著名学者黄季刚和当代著名作家白先勇，就是其中两位。最奇妙的是白先勇，他在南京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晚年又常回南京，为复兴昆曲艺术而奔走，还在南京大学设立“白先勇文化基金”。白家是回族人，元明时住在水西门七家湾一带，是地地道道的老南京。明代，白家先祖因游宦而迁居广西，没想到过了几百年，因为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任职于南京国民政府，白家又从广西迁回南京。冥冥之中，白家注定与南京有缘。 很多文学史上的名家巨匠，虽然并未寓止南京，而只是短暂停留的匆匆过客，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后人追寻芳躅，怀想不已。李白在金陵诗酒风流，张恨水在南京才华横溢，张爱玲在南京寻访祖居遗迹，黄裳在苍茫烟雨中写下他的金陵旧梦。这些“匆匆过客”，有的是著名的思想家，比如明代大儒王阳明；有的是学者和文学家，比如清末奇人同时也是神秘的太谷学派传人刘鹗；还有的是外国人，比如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曾经来过南京三次，大名鼎鼎的印度诗人泰戈尔也曾来访。这些过客可以证明，南京不但是一座好客的城市，更是一座开放的城市。 在宦游南京的名人中，蒋子文算是年代最早的一位。从三国开始，蒋子文“青骨成神”，封侯拜相，称王称帝，几乎每个朝代都为他建祠立庙，地位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今天南京及其周边还有很多地方，仍然可见蒋王庙之类的地名，见证着他的文化存在。像蒋子文这样宦游此地，有功斯土，享祀千秋是理所应当的。最早为蒋子文建庙祭祀的是孙权，作为吴大帝——第一个在南京建都王朝的第一个皇帝，他的身份自非等闲“宦游”可比，他的陵墓也不可与一般丘墓同日而语。有人提议在南京为这个最高级别的“宦游人”建一座纪念馆，应该会有很多人赞同。 从前，南京城里城外，名人祠庙星罗棋布。雨花台畔，曾有祭祀“用生命诠释气节”的明代忠臣方孝孺的方正学祠，而在寻常巷陌之中，则有晋代谢安、唐代颜真卿、宋代郑侠、清代曾国藩、左宗棠、陶澍、林则徐等名贤的祠庙，不胜枚举。在雨花台侧的普德寺后山，更有一座先贤祠，祭祀自周朝吴太伯以至晚清的历代南京先贤，规模煞是可观。斜阳草树，雨打风吹，这些祠庙早已圮毁，化为历史的尘埃，令人叹惋。 （本文节选自《潮打石城》一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