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宁《金陵图》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南京市委宣传部等联合推出的《品读中国》“南京文学课”第二课在南京开讲，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郦波带来“城头虎踞心中龙蟠——论世界文都与城市精神”的精彩分享。面对皇皇一部南京文学史，郦波自出机杼，以三个“两”，拆解文都南京的千年文脉——两个临川王，两个临川人，两个“749”（年）。 两个“临川王”均出现在南朝，第一个即南朝宋的宗室、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刘义庆。他主持编纂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一个个小段子组成，长的不过一两百字，短的只有十几个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节生动有趣。“我经常讲，《世说新语》就是最早的微博体。”郦波诙谐地说。 第二个临川王，是梁武帝萧衍最喜欢的弟弟萧宏。萧宏又高又帅，可惜是个绣花枕头，曾主动请缨北伐，半路遇到冰雹就落荒而逃，导致梁军大败，被时人讥为“萧娘”。但正是这位“萧娘”，偶然地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手下有两名文士，一个是担任行参军（相当于低级秘书）的钟嵘，写下了我国古代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另一个是担任记室参军（相当于高级秘书）的刘勰，写下了我国古代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的成名与“出圈”，其实颇有时代色彩。刘勰少时家贫笃志好学，依靠名僧僧祐，学习儒家和佛家理论，撰写《文心雕龙》，得到宰相沈约称赞，授奉朝请，历任临川王（萧宏）记室、步兵校尉、太子通事舍人。刘勰凭《文心雕龙》“得到宰相沈约称赞”背后，郦波说，隐藏着一起著名的“策划案”。 “魏晋南北朝极其讲究门阀士族，正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庶族出身、籍籍无名的刘勰想凭才华出名并不容易，僧祐就建议他，找当时的文坛盟主沈约推荐。考虑到直接见沈约会遭门房阻拦，刘勰就扮作商贩，在沈约家门口摆摊，有一天撞到沈约，就掏出自己的作品请他指教。沈约随手一翻，越翻越惊奇，太喜欢这本书了，以至把它奉为‘睡前读物’。因为沈约的大力推荐，《文心雕龙》才扬名天下，刘勰也得以步入仕途，和昭明太子萧统成为莫逆之交。” “两个临川王”，串起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京文脉。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临川人”也对文枢南京有着再造之功。郦波介绍，这第一个临川人，就是列宁口中“11世纪东方最伟大的政治家”王安石。 “王安石是一个拥有远见卓识、思维超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他主导了熙宁变法，其青苗法、均田法等，类似今天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郦波说。不过，对南京这座城市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和另一位文豪苏轼在南京的相遇。北宋元丰七年秋，苏轼从黄州至汝州途中，经过金陵，欣闻故人来，王安石骑着毛驴，到下关码头迎接，两位昔日政敌相逢一笑，不仅恩仇尽消，还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苏轼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很不好意思，说‘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礼法岂为我辈设哉？’后来两人在金陵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越来越欣赏对方。王安石对人叹道，‘不知更百年，方有此人物。’苏东坡也在《北山》诗中写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可见情谊之深厚。”而此次相会后仅一年多，临川人王安石就在金陵病逝。 对南京有着特殊意义的另一个临川人，就是明代著名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汤显祖曾在南京先后担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等职务，因为工作比较清闲，他结交了很多热爱戏曲的朋友，受朋友影响，他在南京写下了《临川四梦》的第一梦《紫钗记》，由此踏上了彪炳千古的戏曲创作之路。郦波补充说，汤显祖最负盛名的《牡丹亭》，虽然并非在南京写就，却在完稿后被他寄回南京，由南京的朋友帮忙完成公演，一炮而红，成为当时南方戏曲界“热搜榜”第一。 两个和“749”有关的年份（公元749年和公元1749年），同样是打开“天下文枢”的钥匙。公元749年前后，诗仙李白第二次来到南京，为这座城市留下了著名的《登金陵凤凰台》。 有意思的是，郦波介绍，这首《登金陵凤凰台》其实是李白第一次赴南京途中，经过黄鹤楼，却发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此耿耿数年后祭出的超越之作，该诗和李白其他一些作品一起，成为“金陵怀古”诗的发轫之作。特别是其尾联两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境界上远超崔颢“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思乡之情，被视为大唐士大夫的精神独白。 崔颢《黄鹤楼》为何能被严羽《沧浪诗话》誉为“唐人七律第一”？重要原因在于，《黄鹤楼》是一首打破格律的拗体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不拘平仄对偶，正所谓“不古不律，亦古亦律”，却因此气格高迥。另外，虽然在写黄鹤楼时李白没能比过崔颢，诗仙的第一次南京之行同样收获满满，他在长干里写下的乐府旧题《长干行》，描绘了商贾儿女之间的唯美爱情，被视为“古今《长干行》第一”。 与南京有关的第二个“749”，即公元1749年，则有数条线索交织于此。这一年，自称“秦淮寓客”的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在南京完成了伟大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同年，曹雪芹开始了“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红楼梦》创作。江宁县令袁枚也在1749年“裸辞”，用毕生积蓄买下废宅“隋园”，更名“随园”，修葺一新、扒掉围墙，把私家园林变成了一个允许百姓自由出入的“公园”。这位“美食博主”还经常在随园开美食party，汇聚“舌尖上的中国”，写了一部《随园食单》，成了当时的美食畅销书。 “袁枚在1749年‘裸辞’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大概1760年之后，袁枚开始招收女弟子，原被视为‘无才便是德’的女性，第一次获得了公共教育资源，这也是人类文献有记载以来第一次公开招收女学生。”郦波说。公元1749年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这一年，18岁的桐城人姚鼐来到南京准备第二年的乡试，次年顺利考中举人，“桐城派”大家的故事由此开端…… 两个临川王，两个临川人，两个“749”，在这堂精彩纷呈的南京文学课中，郦波教授用几把看似很小的“钥匙”，四两拨千斤地打开了南京城市精神中的“虎踞龙蟠”。“北方中原遭遇危机时，至少有四次，南京成为华夏文明的救赎之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无数诗人会在金陵怀古，因为这里是华夏文明内在价值逻辑的重生之地。‘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在时间的洪流之中，无数人在这里，把个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只有深切地了解脚下的土地、所居的城市与族群的文脉，才能真切地拥抱家国天下的理想。”郦波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