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没有影像的，所有的知识都或整体或零散地记载在各种经典、传记、历法、诗词甚至戏曲之中，代代相传。当时唯一的载体就是书籍。因此，藏书楼可以说是保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知识、记忆、经验、认识的保险箱。执掌这个保险箱的人和家族往往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清代中国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位于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与山东的“海源阁”、归安的“皕宋楼”、钱塘的“八千卷楼”齐名。不过与其他三座文质彬彬的楼名相比，“铁琴铜剑”这个充满刚毅和诗性的名字倒不像一位皓首穷经的学者，更像一名游历四方、弹铗而歌的剑客，带着一丝任侠之风，一股狷介之气。
铁琴铜剑楼 走进铁琴铜剑楼，院落不大，四进院落整修得井然有序，不掩世家风范。斯人已去，楼主珍爱的铁琴、铜剑俱在，篆刻、碑文等收藏保存完好，藏书虽然已经运往他处，但还能感觉书香绕梁不绝。百年老楼仿佛沧海遗珠，尘尽光生。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粗读瞿氏五代楼主读书、藏书、刻书、护书、献书的历程和生平事迹，颇有感慨。 一般而言，一个家族总是视其藏书为私有财产，特别是对珍贵的古籍善本，难免有“藏诸名山，传之后世”的自专想法，以致收藏管理制度之严上升到家规的高度，违反者甚至会被禁止参与祭祖等重要仪式。瞿氏爱书治学，乐善好施，一如传统的乡贤大户，但其藏书却没有因循藏书楼秘而不宣的习惯，而是主动供人饱览、抄书。据馆员介绍，瞿氏还为远道而来的学者学子提供食宿之便。这种行为已经不是一般商宦大家族“市义”的单纯动机，而是想尽可能把文明的火种扩散出去的热忱，努力照亮一个“知识共同体”的理想。这一开明之举泽及无数“每假借于藏书之家”的寒门学子，其中就有清朝的两代帝师翁同龢。 值得称道的是，为增加人手，提高效率，瞿氏家族还提出酬劳，让本乡农民帮忙抄书。农民们白天干完农活，夜间则到楼中抄书——虽然一开始只是描摹，但是久而久之，原本目不识丁的农民居然也耳濡目染、可以识文断字了。 书籍曾经雕在金石上、刻在竹简上、写在帛书上，即使造纸术出现，也没能打断贵族对知识的垄断。书籍的宝贵就在于其脆弱性和持有成本的高昂。能够摒除私念，不计得失，去实现“我有即人有”的慷慨抱负，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兼爱理想，这何尝不是一种“大同”的胸襟。
敦裕堂 而后战火逼近。在那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保全身家性命已经殊为不易，“藏书十万卷，不能疗朝饥”，如果还要带上大量的藏书奔走，艰巨程度可想而知。当时的境遇下，不乏宁为玉碎、将累世功业付之一炬者，也有深感在劫难逃、把收藏尽皆变卖散佚者，这些选择也都是无可厚非之举，但瞿氏家族却毁家纾难，开始了一场场悲壮的长征。 翻看记载，铁琴铜剑楼历经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民国内战、抗日战争等。尤其到了第四代楼主瞿启甲那会儿，铁琴铜剑楼藏书险遭三劫。光绪末年，瞿启甲力避清廷购书。1924年冬军阀混战，瞿启甲及时将藏书冒险转移到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1475里11号租屋内密藏。抗战期间，瞿启甲再将上海租屋内的藏书转移到租界……几经辗转、备尝艰辛，终于保住了大部分藏书不失。瞿氏后人尊奉祖训、最终化私为公，新中国成立后将藏书全部捐给国家，成为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常熟图书馆古籍部藏书的主要来源，因为瞿启甲临终遗命：“书不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斯是藏书楼，也是英雄冢。步出铁琴铜剑楼，回望翻译大家楚图南先生题写的牌匾，令人不禁想到，铁琴铜剑楼及其收藏能够跳出大部分藏书楼存亡的“周期律”，这答案已经很清楚了：瞿氏藏书早已经不是家族中某些人的爱好，也不再囿于“诗礼传家”的世家传统，他们对书籍的舍命守护也许是在危亡之际感受到了这批藏书对民族、对国家不容有失的宝贵价值，冥冥中心怀“国之大者”的使命感召，所以才能有“宁舍腴田百十亩，不弃秘笈一两橱”的决心。如同赵忠尧先生在战乱中伪装成乞丐，躲过日军的层层搜检，拼死保存好50毫克镭的动人故事——虽是藏书人，国难之际也会激发出漆身吞炭、仗剑闯关的无畏气魄。 当整个中华文明救亡图存之际，既需要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人，也需要咬钉嚼铁、坚韧不拔的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