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开年不久，素有“国民作家”之誉的余华推出长篇新作《文城》，此事俨然成了文坛一件盛事。文学评论家们围绕此作各抒己见，观点甚至两极分化。在对这部文学作品的评价中，有一条是：作品没有上升为哲学层面的书写。 好的小说必须具有哲学意味的思想性，小说不升华到哲学层面便不是好小说……这些年来，类似的观念可谓经久不衰。朋友圈里时不时就能看到业内人士的雄文，站在哲学的高度评判某部小说的优劣高下。 文学和哲学，原本是两门相互独立的学科，后来文学和哲学，也产生了交叉。 先是法国一些作家让小说中的人物大谈特谈自己的哲学主张，从而诞生了所谓的“哲学小说”。而后，时间走到20世纪初，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突破性地承继了将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法国小说传统，开始用哲学来创作小说，或者说，通过小说来表现抽象的哲学体系。与此同时，文学理论也逐渐哲学化了。包括高校老师、文学批评家和编辑在内的一众文学界人士用一套又一套哲学观点来评价小说，对一部小说好坏的衡量和判定标准，也由从前的是否具有文学性，转变为是否饱含哲思或者是否诠释了某种哲学理念。 已故作家王小波对此曾有过一番打趣，大意是，哲学跨学科统治其它学科的欲望，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犹如老太太买杮子，哲学光拣软的捏。文学好像人人都懂，故在哲学眼里，自然就成了“软杮子”，哲学以为自己可以插一杠子。他还说，不光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观点，也都浩浩荡荡杀入了文学领域。连有些作家自己都从哲学或人类学上找写作的依据，看起来着实可怜。 窃以为，文学批评家们用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观点批评文学作品，促使作家注重小说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倒也无可厚非。叔本华曾说，好的艺术作品应兼具意趣和美（理性的思考和表达）。把这话稍作发挥，即，既能使人发生兴趣，又能发人深省（启迪读者的心智）的艺术作品才是真的好。 很难想象，一部小说如果没有理性的统领，何来发人深省的思想深度？理性之于小说，实乃一种伟大的力量。然而，另一方面，假如一部小说缺乏形象思维，一味充斥着抽象的道理、观念、意义和思想，又何来使人发生兴趣，甚至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鲁迅曾表达过类似意思：全是大道理、没有形象思维的作品，根本不可能触及到人们的灵魂。至于他本人，就是运用形象思维把原创白话小说写得既生动又深刻。这些小说无疑具有高远深邃的思想性，但这种思想力度不是靠抽象的哲思堆砌出来的，而是通过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华老栓等一个个具体、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以及发生在这些典型化人物身上的故事自然而然迸射出来的。 所以，不管什么学科进入文学领域其实本身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学科背后倡导的理性、思想和意义过度介入文学。当小说的抽象思维强大到全面碾压形象思维之地步，以致读者从中根本读不到生活和思想情感中那些感性的、鲜活的、生动的东西时；当一些写作者们不得不迎合潮流，不惜牺牲文学性以突出所谓带有各种意味的“思想性”时；当小说因一味走向哲学思辨而变得毫无意趣时……我们不禁要问：小说成了什么？文学又将去往何方？ 正因如此，有识人士才指出，人类文明的几个组成部分有着各自的分野：科学追求真相，宗教安排心灵秩序，哲学探索智慧，而艺术（包括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目标则是让读者跟随作品人物去体验情感、生活，同时，接受写作者隐含的价值观、心理模式等等。 这就提醒我们，当文学与其它学科跨界交融、不断进行写作手法翻新的时候，还需要心生警惕，莫让文学失去了自己的边界。 行文至此，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我忍不住也要调侃几句了。 按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有各自特定的形式，或说理型。马之所以为马，驴之所以为驴，是因为它们身上分别有着马和驴的形式。正是这种永恒不变的形式（特性、特征、特点、特质等）界定了何为马之种类，何为驴之种类，并将不同种类之事物严格区分了开来。 现在问题来了。当马和驴杂交出了骡子，请问，骡子是马么？是驴么？同理，当哲学和文学杂交出来的小说一旦突破了文学性的边界，甚至失却了文学特有的形式，还能称其为小说么？ 如果我们足够诚实，恐怕只能老老实实地承认：骡子虽新鲜，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无论如何，骡子绝不是马，也绝不是驴。至于非要说骡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并以此藐视过往的一切马和驴，那就未免有些不可理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