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作为国家战略显然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来设计的。但是，不管是从历史唯物论还是从当今经济在社会全面发展中的地位说，这一构思及其实践对这一区域的影响都将是全面而深刻的，文化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但不可能置身其外，而且还会激发起强大的同向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存在于自身，还会影响到经济及社会各个方面。
如果仔细梳理，长三角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概念。虽然说法与名称可能不一样，但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划分或地缘性概念其实自古就有。不管这一概念是行政区划，抑或是约定俗成，不管是这一地区人们的自我定位，还是其他地区对这一区域的指称，苏、浙、皖、沪三省一市作为一种共同体其实早就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他们有着不可分割的自然地理联系，不论是山脉与水系，都是相连相通的，而正是相连的自然地理使这一地区的人们选择了相近甚至是相同的生活方式。
从文明的发生说，自然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因为它决定了这里的人们只能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获取生产与生活资料，而且只能是这样的资料而不是那样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讨论更广泛的其他问题。比如简单地说，大概念的江南，小概念的长三角有着割不断的经济与社会联系，不管是徽商、浙商、苏商，还是后起之秀开埠的上海，其发生与辐射都是从这一大的经济圈开始的。
文化更不用说，当年的徽州文化、泰州学派都曾是这一地区的价值核心，而海派文化首先影响到的也是这一带。即使是改革开放，领风气之先的也还是这一区域，安徽的小岗村、江苏的江南乡镇经济、浙江的温州模式与上海的浦东开发都是载入史册并影响至今的中国经验。
说到狭义的文学，古代的不说，即以现当代而言，许多安徽的文化人是新文学运动的旗手与中坚，而上海更是当时新文化的中心。对苏浙两省来说，学界曾有现代文学看浙江、当代文学看江苏的说法。社会与文化的异同总是相对的，从微观说，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但从宏观上讲，总会在一定区域找到它的相同点，这也正是人们能够共同生活的基础。所以，我们固然应该保留文化的差异性，但从现代化发展的角度看，又应该看到共同的一面，以便整合资源、畅通渠道，发挥一定范围内的规模效应。
所以，观念的改变将带来视野的改变，带来文学生产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深刻的、全方位的。在一体化的驱动与暗示下，文学写作的文化背景会发生变化，作家的视野将会不断超越或大或小的区域而将其置身于广阔的时空，其创作半径将大大延伸，这对地方性写作的影响可能是根本的。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作家们将在长三角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中汲取题材、淬炼主题。
这不是一个你自觉与不自觉、愿意与不愿意的问题，一体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对主动投身这一过程的作家来说，它是一种内在的推动力，而对于不自觉的作家而言，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外力，推动着你不得不向前。这一力量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经济生产模式的改变，不仅是人际交往的改变，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趋同，更本质的是身份的认同与情感的交融。文学不得不在这些层面安排故事、塑造人物、设计冲突，不得不在这样的观念下描写人们的情感心理、社会风尚与时代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的各个层面展开深入的思考。
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体化格局对文学生产方式与生产规模的改变。要知道，如今的文学生产方式已经不是古典时代，正如同单一的、个体的手工方式已经不可能支撑现代经济生产一样，现代化的文学生产及其延伸开发已经越来越规模化、工程化了。网络文学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它已经是一种合作性的、综合性的生产方式，至于文学向下游产业的延伸更需要合作、开放与规模化。
必须明白这样的现实和趋势，如果文学生产的边界依然停留在传统的纸质传播，那它“头部”的、第一生产力的性质与作用就没有发挥出来，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没有到位。文学作为资源的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它在不断开发中所产生的边际效应。而这种边际效应的产生又是以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基础的，是以现代科技为保障的，这恰恰是长三角地区的优势。地区的协同发展会自然产生新的分工、新的合作与新的文化产业模式，它将使长三角文学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经济与美学效能。
（作者为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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