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作为我国古代选拔官员的制度，自隋代创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废止，共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由科举先后选拔出八百多名状元，十万多名进士，百万以上的举人。
冯家红编著的《江南贡院》是以中国古代最大科举考场——江南贡院的前世今生为基础，以千年科举为脉络，以文物和历史遗存的图片配以相关说明，为大家开启一段尘封的科举记忆。 
“科举”一词源于“分科举人”，也就是“分科目选举人才”，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制度。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取精英，保证了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维持了社会、文化秩序的稳定。而科举制度又可分为文科举和武科举。
贡院是我国古代进行科举考试的重要场所，其最早出现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是乡试的管理机构和考试机构。而位于南京的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其规模逐渐开始扩大，不再仅仅是建康府县府学的考试场所，而是进一步承担乡试和会试的责任。在明清时期，江南贡院发展成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科举考场，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纵观江南贡院的发展，自明代至晚清1905年废除科举制，其与乡试之间的关系是始终密不可分的。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一景 乡试的规则
乡试之名始于元代。明清乡试时间为子、午、卯、酉年的八月，分三场进行，八月初九日为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只有个别年份因特别的事件影响而改变日期。乡试录取者称“举人”，俗称“孝廉”。乡试第一名称“解元”。乡试发榜时，正值桂花飘香，故称“桂榜”。
明清时期乡试的考试地点在南京、北京以及各省省会举行。乡试期间，考生在贡院的号舍中须历经九天六夜三场的考验与挑战，故有“三场考试磨成鬼”的俗谚。乡试中举后不仅具备做官的资格，还可以使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产生质的提升，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因此，乡试是明清时期改变士人命运最关键的考试。 
清代全国贡院分布图
乡试期间，考场周围戒备森严。据载，乡试、会试届期，凡举场附近居民有通过放爆竹、抛掷砖瓦等方式作弊者，立刻查处拘捕，并且派出衙役暗访窝藏作弊的“枪手”的人家加以惩处。不仅如此，对入场考生也有着严格的检查制度。如顺治二年（1645年），朝廷就明确规定，有夹带纸片的人，先在考场前给他上枷标明罪状一个月，再判定罪行。如果有请人代考的，代考者与请代者都要上枷标明罪状示众。搜查的衙役如果知情不报，则定为同样的罪行。
乡试期间，江南贡院至公堂后的内帘门由监临官封锁，门外挂帘。帘外一条清溪如鸿沟般将贡院隔作两段，河上架有一座石梁，名曰飞虹桥。考场中的官员根据工作的性质，分别住在桥南和桥北，即内帘和外帘，于是便有了内帘官、外帘官之称。为了防止内外帘官串通舞弊，考试期间双方均不得逾越飞虹桥一步，甚至连隔河打个招呼也不允许。
江南贡院
江南贡院位于南京城的东南隅，东接桃叶渡，南抵秦淮河，西邻状元境，北对建康路，为古代风水宝地。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集乡试、会试于南京举行。经明清两代的不断扩建，至清光绪年间，江南贡院已拥有考试号舍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另有主考、监临、监试、巡察以及同考、提调执事等官员的官房千余间，加上膳食、仓库、杂役、禁卫等用房，水池、花园、桥梁、通道、岗楼等用地，规模之大、占地之广、房舍之多为全国考场之冠。 
江南贡院牌坊
进入江南贡院，要经过三道门。从中门向前，直通明远楼。明远楼为江南贡院的中心建筑，距今已有四百八十多年历史，但仍保存完好，它是我国目前所保留的最古老的一座贡院考场建筑。此楼三层，底层四面为门，楼上两层四面皆窗，站在楼上可以一览贡院，是考试期间考官发号施令、执事官员警戒全场的地方。
在江南贡院这座“科举城”中，占地最广、建筑最多的还要算号舍。号舍处于龙门与至公堂之间及明远楼的两侧，为昔日考生们白天考试、夜晚住宿的场所。
江南贡院走出的科举名人
与其他省份乡试一样，江南贡院的考官也包括两类：一类是正副主考官、同考官，负责命题、阅卷与录取等工作；一类是监临、提调等，负责考场纪律、处理考场事务等工作，此类官员一般由地方官充任。有多位历史名人曾经在江南贡院担任考官，他们为江南贡院公平公正、有效选拔人才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袁枚（1716-1798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雍正五年（1727年），十二岁的袁枚便和他的启蒙教师史玉瓒一起考上秀才。学生和老师同时考上秀才，此事轰动乡里。袁枚在二十八岁时被任命为江苏溧水知县，后来又分别做了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乾隆九年（1744 年）秋天，江南乡试在南京举行。袁枚在任同考官阅卷时，非常赏识两位考生，一位是清代著名诗人吴梅村的孙子吴维鹗，另一位是陈迈晴。二人才华横溢，居然都被主考官淘汰。袁枚虽据理力争，但由于他年轻气盛，言辞激烈，得罪了主考官，结果适得其反。袁枚对此愤愤不平，感慨万端，眼睁睁地看着两位卓有才华的青年落选，自己却无能为力。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他是北洋水师的创始人、洋务运动的领袖，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中兴四大名臣”。李鸿章对于科举事务非常关心。同治三年（1864年），国藩安排增修部分号舍，但是因为考生人数众多，仍然不能满足需求。在同治五年（1866年）重修的时候，李鸿章下令扩充了面积，东边到平江府，西边到西总门，号舍增加到一万八千九百余间，从此“两省之士庶无遗珠之憾”。现存于江南贡院至公堂旁，立于同治十年（1871年）的“重修江南贡院碑”的碑文就是李鸿章亲自撰写的。
吴承恩（约1500—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先世为涟水人，后徙山阳（今属江苏省淮安市）。吴承恩学习非常勤奋，在院试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成为县学生员。明嘉靖十年（1531年）秋，吴承恩从山阳县码头与学友一起乘船起程，至南京参加乡试。在赴考途中，吴承恩一直在琢磨《西游记》这部书写好以后如何出版。到了南京，他便迫不及待地与金陵著名的刻印社世德堂联系，希望自己的《西游记》问世后就在该社刻印。由于吴承恩既要温习四书五经，又要写唐僧取经的神话，一心二用，所以第一次乡试便落榜了。以后他又连续考了几次，但总是榜上无名。直到四十岁，吴承恩才中了岁贡，之后便屡屡失败。他将自己的卓越才华和后半生心血统统倾注到《西游记》创作中，用神话般的奇幻想象，寄托襟抱，浇胸中之块垒。
江南贡院作为明清时期江苏、安徽地区的乡试考场，是中国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科举选官制度的见证。通过了解江南贡院的历史，可管窥中国科举制度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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