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的模式而言，目前媒体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处于应急状态之下。全国各省份普遍宣布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湖北更是宣告封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举国应急行动。 根据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媒体的法定责任可以概括为参与监测与预警、处置与救援。可以说，当下全国媒体都要有这个法律意识，自觉进入应急履法状态。 传播手段显然已经高度动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在武汉设立演播室，国家应急广播节目滚动播出，新媒体成为主角，许多纸媒在停止出版和投递的同时，动员了自己的网媒上阵。自媒体更是空前活跃，刷手机成为大多数老百姓困居生活中的支撑。 显然，媒体在危难面前凸显了特殊的作用。 在信息高度透明与国际共享的国家意志导引下，通过直播，国新办、外交部每天都举行新闻发布会，2月15日，国新办更是一天举办了3场新闻发布会，各地也每天都举行类似的发布会，使第一手疫情信息直达受众，监测与预警动向随时发布，防护知识与阻断对策妇孺皆知，可以说传媒释放的能量巨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媒体在履行法定责任的同时，也反映出更多的需求，特别是媒体的服务功能与人文关怀，也就是要求媒体在履行法定责任之外还要体现出更多的复合功能。 目前，公众急需的服务与人文关怀，分为基本生活与精神生活两大块。 就基本生活而言，重点疫区武汉等地封城即将满月，当下已经发展到封闭小区甚至楼栋。可以说，很多棘手的问题都需要媒介的信息服务，例如，没有公交和网约车，产妇怎么去医院？保姆不能按约返城，失去自理能力的独居老人怎么办？改定点医院为划片就诊，片是怎么划的？无数这样的问题，需要媒体细致地服务，分门别类，增加服务性报道，这才是雪中送炭。目前，各医院已不分科室将力量集中于抗疫，媒体也应如此，绝不能按部就班，固守旧地。 就精神生活而言，可以说当下媒体服务的领域更为宽广。社会普遍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懵，短时间内从节日喜庆跌入惧怕冰点，从社交高峰模式进入社交隔断状态，产生出普遍的“迫近性自危”心理。媒体应当高度重视这些现象，媒介服务应该即期介入，长期干预，这是非常紧迫的责任。 根据心理学原理，共情心理是信息接受的合适条件，扶正理气是基本的传播对策。但是，并不是老一套的心灵鸡汤就能对症，而是需要媒介管理者沉下身子，把视线转移到社会的呼声上。当下，我们有这个条件，传播选题不要拍脑袋决定，完全可以运用大数据，把集中和突出的问题找出来，通过报道真正把群众心里的疙瘩解开、抚平。 人人低头看手机，家家困居谈抗疫，这种高聚合、高关注状态，是媒介面对的高性能传播场域，可以做的事很多。如果做得不好，等于在影响力竞争中自动离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