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青年作家频频受到文学界的关注。回顾新中国七十年文学，青年作家贡献了怎样的力量？在自我与时代脉搏的交织中，他们应如何展开文学的行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历史节点上，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青春的行走——作家成长与当代文学七十年”江苏青年文学论坛首场活动近日在苏州举行。省作协主席范小青、70后作家鲁敏、80后作家孙频、90后作家周恺以及青年批评家刘大先、项静、何同彬等参与了这场意义特殊的“青春茶话会”。 
回顾当代文学七十年，青年写作的状况和文学作品中的青年形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批评家刘大先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构成了新中国文学中最初的青春形象。他特别强调了梁生宝作为社会主义红色青年的典型意义：“梁生宝的创业不是现在的做风投、搞电商之类的创业，而是立志改造乡村面貌的‘大创业’，这样一个青年形象对今天不无启示。”而1980年围绕“潘晓来信”提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命题展开的关于自我与世界关系的热烈探讨，点出了只要探讨青年和青年文学就无法回避的话题。在刘大先看来，进入新世纪以后，以郭敬明、韩寒、张悦然为代表的青年作家，他们的创作轨迹从自我沉浸的“自恋式写作”，到主动接续历史的转变，就可以看作对“潘晓来信”的一种回应。
有国外长大的“小留学生”，有创意写作专业学生，也有草原上的放牛娃；密切关注同代人的创作，愿意为自己的文学主张发声，多数并不是体制内作家……研讨会上，作家鲁敏分享了《中华文学选刊》通过对117位85后、90后写作者展开的调查所勾勒出的青年作家画像。相比于“变”，鲁敏感触最深的是当代青年写作中的“不变”：“鲁迅、老舍、莫言等经典作家仍为他们所喜爱；无论拿了多少民间大奖，他们依然会把在传统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作为自己写作生涯的重要标志，对来自批评家的专业探讨仍然十分看重。这说明，在当代青年作家这里，文学的传统是得到继承的。”
具有鲜明的个人意识、专注于自我经验，通常被视为青年写作的重要特征。会上，如何平衡自我与时代，成为探讨青年写作时被频繁打开的话题。
在80后作家孙频看来，对能否“平衡”的忧虑其实并不必要：“青春或者说青年，首先是特定历史时期和地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于我自己而言，我出生、成长的年代与环境决定了我的文学特质：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作家，我的青春时代见证了城市发展、新旧交替和种种对抗冲突，而我所成长的城乡结合带也造就了我内心秩序的某种失衡，通过写作来实现身心的平衡就构成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写作动力。”她认为，这种烙上浓厚社会时代印记的心灵纠结与挣扎，正是青春的内涵，而写出这种挣扎，就是写出了“小我”折射的“大历史”。
后新锐作家周恺凭借新作《苔》引发关注，这部讲述晚清蜀中家族故事的30万字长篇显示了青年作家从方志、历史、传奇中开挖文学矿藏的雄心。周恺认为，抽象的“时代”由一代一代具体的“人”构成：“写诗也好，写小说也好，作家对大的事物的关注点一定是落在个体的身上。人的故事是最动人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我在阅读60后作家苏童、50后作家王朔的青春小说时，仍能越过时代的鸿沟，和书中的疼痛青春发生共鸣。”
所谓“青春”，一定是年轻作家的专利吗？当然不。研讨会上，作家和批评家不约而同地谈起92岁高龄的文坛老将徐怀中凭《牵风记》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徐怀中固然不再是“青年”，却展现出了某种宝贵的“青年性”。
“有一个文学批评术语叫作晚期风格，但徐怀中在《牵风记》中体现的并不是晚期风格，更不是‘衰年变法’，而是越写越自由，回到了生命原初的纯真。虽然出自耄耋老人之手，谁能说这不是充满青春元气的文学？”刘大先说。
当下，年轻作家面临的一大困境在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当代文学基本上把后几十年文学的可能性全部敞开了，50后、60后作家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晚辈作家的“天花板”。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作家如何真正成为文学新血，为下一个十年的新中国文学打开更多可能性？
何同彬建议，充满活力的文学群体氛围和文学制度，或将是年轻作家得以突围的外部土壤：“就我作为批评家的个人成长而言，南京星罗棋布的文学圈，和这些群落举办的文学沙龙，它们碰撞出的思维火花打开了我作为批评家的视野，由此可以想到，这样活跃丰润的土壤如果消失了，新鲜多元的青年写作也将变得十分困难。”
范小青则寄语青年写作者，千万不要以为你们的写作是孤独的，“你的自我、你的个体肯定是跟时代、社会、历史是连在一起的，你的写作也应成为折射时代海洋的滴水光辉。”刘大先提示，对青年作家来说，阅读很重要，但是阅历更重要；青年不能只读文学，还要读政治经济学，还要走出自己身边的世界，跟更广阔的社会密切连接，这样的青春才能说是“行走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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